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 - 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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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 骆伟建
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
骆伟建[1]

 

“特色”中文意思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着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和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所以,特色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特定和独有。二是强调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具体条件和环境因素所形成的。

“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之一,是国家治理港澳台地区的具体的政策和制度。“一国两制”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和角度看,其方针政策对港澳而言是相同的,从而决定了将“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法律化的港澳特区基本法的原则和主要制度设计和安排也是相同的。当我们讲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时,实质是指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那就,为什么会形成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澳门社会环境、澳门的实际中寻找答案。我们不仅要找出形成澳门特色的因素和历史原因,更要自觉地保持和发展这些特色,在“一国两制”实施中能够充分地发挥出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

    1.澳门与祖国同心同德的特点:历史和现实交往中形成的爱国爱澳主导力量 。

澳门虽然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但是澳门同胞和祖国的联系从没有中断,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考验,关系日趋密切,不仅没有离心离德,相反与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澳门同胞参与了全民族的抗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澳门同胞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做出了努力。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澳门同胞积极回应国家的号召,回到自己的故乡投资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对殖民统治的历史进程中,敢于斗争,维护民族的尊严,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爱国爱澳的力量,最终形成了被称之为“半个解放区”的政治局面。这个说法,形象的说明了澳门同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紧密相连,血浓于水的的鲜明特征。

第一,澳门同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是清晰的,澳门与祖国是不可分割,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澳门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的观念扎根于心,绝不含糊。造就了国家对澳门同胞有很强的影响力,相反在澳门的华人社群中,没有形成所谓的亲葡势力。这为澳门回归祖国,国家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了澳门居民盼回归、迎回归的局面。

第二,在澳门的社会治理中形成了爱国爱澳社团的自治,其中的中华总商会、工人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中华教育会等社团发挥了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自我

管理的作用。澳葡政府在很多事务上要与这些社团合作管理,逐步发展和形成了澳门社团政治的格局,为爱国爱澳社团参与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条件。当澳门的立法会可以有直选和间选的议员,爱国爱澳社团积极参与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代表,进入了管治的体制内,锻炼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并能影响和左右澳门政治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爱国爱澳力量占据社会的主导力量,形成了社会的政治基础。这种力量和社会基础为解决澳门问题,包括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联合声明的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实现澳门平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之一。由于历史所形成的爱国爱澳的价值观深入人心,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不断地发扬光大,在各类各级学校,在社会各个领域,爱国爱澳的教育顺利展开,年轻一代对国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爱国爱澳者光荣成了社会的风尚,保证了爱国爱澳者始终牢牢的掌握了管治权。虽然一些政治势力也想内外勾结,外部政治势力也想渗透澳门,但都没有得逞和撼动爱国爱澳的力量。这是历史逐步形成,现实不断培育爱国爱澳者队伍所造就的社会政治格局,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之一。

 2.澳门管治队伍以爱国者主体的特点:公务员和法律当地语系化奠定了特区管治队伍的新格局。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进入了过渡时期。为了确保平稳过渡,顺利交接,需要在过渡时期解决相当多的问题。其中公务员当地语系化和法律(包括司法人员)当地语系化是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这是两个将影响特区政府能否顺利运作的问题呢?因为在当时澳葡政府的中高级公务员中几乎没有华人,法官和检察官百分之百由葡国委派,没有一个华人。这种现状离“澳人治澳”的要求相距甚远,更谈不上爱国爱澳者治理。可见,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一国两制”的实施。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困难非常多。

但是,中央政府和澳门同胞将缺乏人才的不利因素化为参与培养人才的有利因素,不是被动和消极等待结果,而是主动和积极培养人才,掌握一定程度的话语权。所以,在积极推动葡方解决好公务员当地语系化和法律当地语系化的工作时,积极参与其中,推荐和培养中高级公务员和司法人员。最终,在中方参与,葡方合作下,回归之前的中高级公务员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由澳门同胞担任。法官检察官中也达到了75%由澳门同胞组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同国家,认同中国人的身份,珍惜历史给予的机会,诚心诚意的拥护和实施“一国两制”。

可以说,公务员当地语系化和司法人员当地语系化做得比较好,奠定了特区管治队伍的新格局。因为有了这个良好的开局,为特区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培养、选拔、任用、壮大爱国者的管治队伍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又一个特色。

3.澳门政治体制中行政主权导强势的特点:延续原有政治体制的格局、微调原有体制的机制,适合特区的管治需要。

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国两制”制度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第一,必须以“一国两制”为基础,明确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地方性的制度,不能以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身份来安排政治体制。第二,必须要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对中央政府负责,处理好特区的自治权与中央管治权的关系,不能允许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对立对抗。第三,必须服务于“一国两制”的需要,将高度自治权与中央管制权有机结合,互相配合,互相合作。所以,脱离“一国两制”的要求,脱离澳门的实际情况,照搬西方的制度,设计澳门的政治体制那是不可行的,而且也是有害的。民主选举制度要适应社会条件,不宜追求形式,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制度,必须讲究治理社会的实际效果。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制造问题和矛盾的制度就不是好的制度。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制造问题的根源。

居于以上的要求和澳门的实际情况,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吸收了澳门原有政治体制中的有利因素,第一,不追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目标,避免了社会上要不要普选问题的争议,赢得澳门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第二,不改变立法会混合组成制度,保留了立法会直选、间选和委任的混合比例制,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制约与合作关系建立相应的机制,既有利于发挥以行政长官权力为核心的行政主导的作用,也有利于立法机关由爱国爱澳者为主体组成。第三,基本法赋予行政长官有制定行政法规的职权,可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规范性的档,既能够做到依法施政,又能够保证行政管理的效能。总之,这三个方面的规定,实践已经证明,完全适应并能服务于行政主导的体制。这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第三个特色。

4.澳门政府以经济民生为施政重点的特点:始终将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澳门在回归之前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连续三年经济下滑,失业率高起,居民的生活水准下降,社会治安动荡,广大的澳门居民最盼望的就是在回归之后能够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为居民的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特区政府的施政一开始就聚焦于经济和民生,推动社会高向水准发展。“一国两制”对特区而言,重在经济和民生。正因为港澳经济和生活水准高于内地,在实现国家统一时,才采用“一国两制”政策,保留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如果不抓好经济改善民生,就与“一国两制”实施的初衷相背离,就难以赢得居民的支持。澳门特区政府深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一国两制”实施的至关重要性。从特区成立之初就集中力量发展澳门的经济,改善澳门的社会治安,不断的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准。20年来,澳门居民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亲身体验了“一国两制”对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好处,社会政治稳定对安居乐业的重要性。所以,在澳门一切不利于社会稳定,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动乱的言论和行动都得到了抵制,没有市场。澳门的做法真正符合“一国两制”的宗旨和内在的逻辑。当前,澳门正在进行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经济的转型,仍然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澳门特区政府始终坚持施政重点和发展重心不变,这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第四个特色。

总之,打好实施“一国两制”的社会基础,抓好实施“一国两制”的队伍,建好“一国两制”实施的配套制度,供好“一国两制”实施的实惠,是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

我们认清实施“一国两制”的澳门特色,目的是为了更加自觉的坚持、巩固、发展和完善这个特色。为此,对澳门的特色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将上述的四个特色分成两个类别。一部分是可控,但需要完善。另一部分是要适时调整,不断应变。

第一类,管治队伍和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坚持不松懈。“抓好队伍”是可控的,只要始终坚持爱国爱澳者治理的原则不动摇,落实各级领导责任制,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严格用人的标准和审查机制,包括选用、委任、提拔管治队伍成员,以及抓好对公务员的“一国两制”,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是可以保障的。“建好制度”也是可控的。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包括选举制度,政府完全掌握主动权,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哪些变,哪些不变,哪些调整。总之,保持有效的制度长期不变,绝对不能为变而变,丧失了自身的优势。目前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的体制,民主选举的制度应该长期保持,稳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某些具体局部的机制进行调整。我们必须对基本法确定的制度要有自信。

第二类,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重在于与时具进,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和变化因素,如果处理不好,有利可能变成不利,优势变为劣势。因为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不断会受到代际更替的影响,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体,如果不能争取到年轻一代加入爱国爱澳的队伍,原有的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就会削弱。为此,要固本培元,做好相应的工作。学校层面要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国情的认识。社团要吸引年轻人的加入,壮大力量。“打好基础”需要不断的调整和适应澳门社会的变化,面临不确定的挑战因素增多,要随机而变。如果不做好这件工作,社会基础就会动摇,特色可能会消失。再比如“供好实惠”,也是可变的。受到区内区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澳门的经济也会上下波动,直接影响民生的改善。如果澳门的经济不能够做好适度多元的转型,实惠就会越来越少。面对这一可变的因素,就要融入国家的发展,得到国家的支援,做好区域合作的各项工作,促成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减少单一经济的高风险。

总之,针对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不同特色,抓住不同特色的关键,做好相应的工作。对于澳门特色,有的方面只要自身坚定不移不动摇,可以长期保持不变。有的方面要适应变化,不断地及时调整,才能巩固和保持。因此,要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类的特色之间,也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有坚强的爱国爱澳的管治队伍,就有能力争取扩大爱国爱澳的队伍,就能够维护有利于“一个两制”实施的制度,就会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如果能够维护宪制秩序,巩固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就能从制度上有利于实现爱国者治理,有利于保障爱国爱澳薪火相传。澳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有利于爱国者治理的团队得到更多澳民居民的认同和支持, 有利于吸引青年一代加入爱国爱澳者的队伍。所以,他们之间绝不是孤立的,我们要按照系统的观念处理好不同特色之间的关系,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形成总体的合力。




[1]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更新日期: 2022-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