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贯彻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实质的新形势新时空，香港中联办王志民主任2018年初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一国两制”新的定位：正确处理六对重要关系》的重要文章。这“六对重要关系”是：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融入国家发展和发挥香港优势的关系，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港式思维”、“港事港办”和“北京思维”、“内地方式”的关系，以及“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应该说，对这六对重要关系的判断，也完全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现实。

为了便于学习和讨论，本人结合对澳门18年“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认知，补充提出以下十个基本关系的判断，当否，谨请会议审定。

（一）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从认识论方法论视域观察，时间与空间永远是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两大基本维度。讲时间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讲空间不能不包括对时间的把握。180年前的时空中国人民开始面对非正义非人道的悲惨命运，70年前的时空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实现了“站起来”的梦想，以4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基本实现“富起来”的嬗变，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令中国人民进入一个全新时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序的推进不可阻挡，同一空间的人和物都可能发生巨变，关键性因素就在于及时总结发展经验、精准探索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素称有5000年文明史积累的近14亿中国人做到了，因而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大飞跃。

天时地利人和，是国人千百年来总结实践规律的高度概括。天时、地利属于客观因素，人和主要是主观因素。毫无疑问，时序进入20、21世纪之交，发生在地球东方的巨变，可以称之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大天时大地利大人和。认知到位、实践到位，就能继续创造出人间奇迹。其中，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这两个具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及其丰富内涵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无论从历史见证人还是从命运主体观察，都要接受、都要认同，因为这是新时代新制度的黎明；是主动自觉适应还是消极观望，选择权在每个人手上，但结果的不同是十分清晰的。如今一个足以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业已开启，同这个伟大时代同步前行是每个幸运的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使然。

（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作为现代人，基本上都受过不俗的教育和培训，尽可能多懂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尽可能多从客观规律上进行观察、思考，这几乎是常态要求。而其结果必然是看得深一点、透一点、远一点，从而行动尽可能少一些盲动性、被动性。通常讲的理论，即“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2]，它并非悬在半空无法捉摸，只能属于少数政治家理论家的专利，正确的经实践反覆验证的理论应是可以认知、可以理解、可以沿用的。事实上，每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无不天天、时时直接或间接接触某些方面理论，区别只在于实践中自觉性主动性有所差异而已。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中共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离不开作为执政党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各行各业发展进步也离不开对发展规律的认知和践行。在现代社会，无论对立统一观、否定的否定观、质量互换观都是人们常见的观察分析方法，这些基本原则和规律就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3]

“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一项重大原创理论和原创制度，历经20载两个特别行政区成功实践的有效验证，其巨大生命力与科学性受到越来越广泛而深化的认同。正因为它是理论与制度创新，正因为它史无前例，故在实践中一方面要扩大宣传、加深理解，另一方面又要对备加爱护、扶植，使之进一步完善与成熟，就是发展所需、题中之义。总之，要端正视角、放平心态，拿出社会主人翁自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国两制”实践中，使之更严谨可行、更务实有效，不仅为越来越大比重的本地居民所理解和把握，而且也力求越来越深入地为境外人士所认同和支持。这是求之不得的难得机遇，这是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大基本社会制度共生共存从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算起已有整整一个世纪历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发展阶段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可以在不同历史阶段做出不同选择、也可以做出不同否定。人们不难观察到，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令人惊异的跌岩起伏，在号称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其政治制度依然千差万别。在现代条件下不同国家即使所选社会制度不同相互间仍然存在具实质性、基础性的某些共同属性：一是都要有效维权，既要维国权又要维民权，不容忽视自身民族尊严；二是都要真诚爱民、坚持政权民本性，既要开明开放、扩大民主，更要时刻关心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

    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国家性质的根本区别一是“公”与“私”的价值认定与行为取向间的差异：社会主义强调“公”字，即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运行机制，资本主义强调“私”字，即强调私有制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二是执政党性质的差异，社会主义国家系共产党为法定执政党（个别国家已发生性质变异），非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由资产阶级性质政党轮流坐庄。

不容否认，两大社会制度之间曾经有过以敌视、对抗、斗争为主轴的交往历史，直至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存在一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异端的非理性思潮，其实，地球虽然不大，但不仅可以容纳现有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共存、互利共赢，而且可以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让每一国家每一民族每一角落都能各展所长、各得所求，令相互间平等尊重、互信互利、共建共享成为新世纪新时代的文明生存法则。

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或原有资本主义是老佛爷眼珠──不准碰、不能碰，更不意味着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自然具资本主义属性，更何况基本法还明文规定只限于50年不变。故此，不仅对大陆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可能存在某些消极现象，可以讨论、可以批评，而且对特区本身保留的原有资本主义亦不宜简单化、绝对化地予以美化和肯定。

作为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引发的历史性巨变，对于两大基本社会制度长期以来的竞存竞争，令人不得不做出心服口服的结论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可取代，但中国依然尊重各国各族自行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现在时和未来时留待人们继续思考、探索。

作为生活在特别行政区的中国人，对于两大基本社会制度的观察、体会、理解更有别人难以相比的有利条件，熟是熟非、熟优熟劣、熟正熟邪，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也不是一刀切可以摆平的，但至少我们拥有两大制度不同优势的综合利用条件，通过对两种制度积极因素的合理嫁接、集成、整合可令新兴特别行政区制度渐趋完善与成熟，这绝对是迄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尚难达致的境界。

（四）“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及其中的“一国”和“两制”近30多年来已成为中国境内以至国际范围的常用词、创新词。如今，“一国两制”理论不仅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公认的理论创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的制度创新，而且也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广阔范围的理解与认同。这“一国”的所指即业已成为国际事务中心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超逾300万平方公里的主权水域继续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为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台港澳问题国家适时制定“一国两制”新兴国策或称之为基本方略。所以制定这项基本国策，邓小平生前早已明确指出这是从中国国情和未来发展目标出发的利在当前、益于长远的成熟举措。两个特区20年上下“一国两制”实践成功表明，这是“两个最佳”：既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一国两制”是社会主义中国中央政府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一国”是根本、是基础、是前提，其基础性、前导性、决定性不容动摇，即这项方针的不动摇、不能变一面，“两制”是特殊历史与时背景下基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远奋进目标而适时推出的特大抉择，故需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实行“两制”的核心要求一是在确保国家主体部分实行单一制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为期50年内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不变，二是授权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即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政府认同、承认并尊重资本主义在特定局部地区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让保留原有资本主义的特区继续成为当代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联系、接触、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从而既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有利于特区继续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特区文明指标和居民基本福祉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具有高可比性，一举两得。

（五）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治理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4] 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依法治国、全面法治已成国际社会惯例，在一个国家具龙头地位、最高位阶的现化宪法，其规范、导向功能与作用日趋明显，中国也不例外。现行宪法系1982年所制定，迄今已作五次修正，这是建国以来第四部宪法，也是当代国际上完备度完善度比较高的一部宪法。其巨大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于：一是属社会主义性质宪法，经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国和平崛起的事例已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日趋理性化理解与认同，二是占人类1/5的最多人口的国家宪法，其大国效应、国情效应、东方效应不容低估、不容扭曲。

宪法设立31条，是它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与针对特定社会现实作出的十分精辟、深度前瞻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制度创新。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大大推前一步，而且也把近一二个世纪来关于社会制度悬而未决的争议、批判、斗争可以也应该采取的平等尊重、理解协商、互利互补、共存共赢新思维付诸实践并已获举世公认的成功。

宪法与特区基本法是母法与子法关系，两者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一主一次的关系显而易见，基本法又是宪法原则特别是第31条授权的具体化、法制化，因而是国际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创，故此，该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就相当准确客观。当然，引伸一步，强调宪法构成特区宪制基础，基本法体现了特区宪制规范体系的具体化与完整性，恐亦应成立。

对于特区人，建立牢固的宪制意识，尊重宪法的最高性、认真贯彻基本法的自觉性、主动性，永远是常备课目，永远在路上。

（六）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这是一种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与宪法第30条中规定设置的其他地方行政单位一样都要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央管治权威，都要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大团结，都要坚持全国人民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都要坚持发挥国家所需，本地所长。当然，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方行政单位也存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安排：国家为两个特区单独各制定一部基本法，特区享有全国其他地方行政单位不能享有的高度自治权。

        “一国两制”全面实践与基本法正式生效实施所引发的制度重构与再建，特别是体现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方面的积极变化，其深刻性、震憾性更令人为之惊羡。从性质认定，这些变化雄辩地表明：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基本社会制度宏观上可以实现求同存异、对立统一；二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可以达致上下协调、共创新犹；三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特区长期繁荣稳定可以同步推进、相得益彰；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特区永久性居民可以身份兼顾、保障充份；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一国两制”文明体系可以兼容并蓄、互为补充；六是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中国话语权与特区形象及扩大国际参与可以有序拓展、渐进提升；七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验证具“一国两制”优势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可以异曲同工、殊途同归。[5]

（七）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这是中央与特区关系中的一项最核心的内涵。中国是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依据宪法，中国境内主权与治权当然份属中央政府。中国也是迄今世界上唯一敢于并擅于推出“一国两制”基本方略的国家。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国家即中央政府对某些恢复行使主权的局部特殊地区直接行使防务、外交、任免高级官员、监督立法等权限，同时又将高度自治权即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授与特别行政区政府。这中间存在两大要点：一是根据国内法特别是宪法，和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中央对全国所有辖区包括特别行政区享有绝对的不容分割、不容扭曲的直接管辖权或全面管治权；二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权力边界仅限高度自治所需某些领域而非特区领域内所有管治权。事实上，这个界定早在港澳两地政权交接的那天起就已兑现，而绝不是2014年中央发表香港白皮书才开始落实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中央收紧或改变现状的问题。

权力边界的大与小、高与低、上与下，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作为下位法的执行者，特区公权力机关要心悦诚服、认认真真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导，贯彻中央政府明示或暗示的要求。当然，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中央政府也要时时、事事竭尽最大可能爱护、关心特区发展。这本是基于宪法、基本法所作定位，同时也基于共同目标、共同利益所使然。

至于特区内依然存在、今后也可能继续存在的某些异见人士及其某些意欲对抗中央管治权威的违法违规行为，其实，对其依法处置甚至严处也顺理成章，用一句接地气的话来讲，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八）爱国与爱澳的关系

进入“一国两制”新政权启动之后，港澳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法律定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享有特区居民权利和义务的行为主体，特区人的真正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同时享有当代中国合法公民的同等权利。所谓共担、共享，这项转变必然要求认知与行动同步转变。早在回归之日起，两地绝大多数居民核心价值观，包括坚持爱国爱澳、拥护“一国两制”已发生了深刻调整。这亦即人们常讲的政权回归与人心回归的同步实现。20年“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两地居民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持续坚守。未来新时代新征程上更高水平实践同样离不开上述因素的有效发挥。历史证明，有国方有家、国强民可安，故爱国与爱澳这“二爱”具有本质一致性、效益持久性、荣耀互补性。

在特别行政区强调爱国者治澳，这已成新兴“一国两制”哲学的一项突出命题，这中间就包括理解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国两制”的关系。20年来铁一般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最具说服力的一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进程中，“一国两制”这朵鲜艳花朵将成为载入历史的时尚座标，“一国两制”事实上也同全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构成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鉴于爱国爱澳这一份属社会心理学范畴的认知有待在广度、深度、前瞻度、创新度等维度拓展边界效应，故特区政府宜在顶层设计、政策导向、资源倾斜等方面抓紧把这项系统工程持之以恒加以推进，而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强化文化自信时刻把提升综合素质、扩大参与空间、锻造竞争力摆在自身奋进的日程表上，中老年要继续走好人生旅程，青少年更应在时代洪流中加速身心健康成长，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九）特区公权力机关与社会各界的关系

        现代社会中公权力穖关即政府的地位作用十分突出，特别行政区亦不例外。一方面，因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政策约束，新政权核心人物均来自民间、代表民间、受民间监督也要吸纳民间智慧。这是“一国两制”下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国策所决定，甚至可以讲，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绝不可引伸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本主义化全面覆盖，社会各领域都同回归之前一模一样。新政权在政治领域实行的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而在文化领域由广大居民依法成为自身命运主人，爱国爱澳、依法施政、尊重中央等理念已成新型核心价值观。故在特区，政府与社会有条件也有必要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在政府推行科学施政、依法施政、民本施政，建立强政府的同时，社会各界则应坚持强社会、自我完善、自我转型的发展思维。“双强”机制、双轮驱动，这是建设发达经济、发达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进入高标准高水平“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实践证明，澳门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的。”[6] 这是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2004年12月视察澳门时作出的精辟论断。澳门是个微型社会，但“小舞台大剧目”、小社会大作为、小人物大发挥。为确保中央全面管治权精准到位、确保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为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能变不动摇、“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和事，如何选择如何前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受到考验与检验。可贵的是，国家高度信赖，而澳门人十分珍惜，18年的开创性实践可以划上一个完满句号，未来征程亦应续写完满。

（十）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　新时代强调用高质量发展取代高速度增长。这意味着一要从长计议，二是弥补欠账、发展民生。这中间一项关键性举措便是抓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自信。这对进入“一国两制”实践新时代新征程的澳门特区，也具有很大共同性、普遍性。澳门历史不长、规模不大，但历史特殊性和现实特殊性十分明显。当前澳门一些人士苦于思考改善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实际上“一国两制”优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来源，就在于会用不会用。此外，发挥历史集结的文化领域巨大潜质正待认知与开发，毫不夸大地讲，澳门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人物均有十分密切深度的关联，透过表面覆盖的一层尘土层便何发现其中不可取代的开发价值。而当代拥有实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制度保障，令澳门是一座具罕见的高开放、高自由度、高和谐度，因而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的国际化城市。小城之美，美在中西合璧、古今汇集，美在人文和制度，美在传统和现实。这种依恋、这种传承、这种潜移默化，十分值得珍惜与重视。

        2017年7月1日粤港澳三方行政首长与中央政府代表在习近平见证下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把强调文化开发的“一个基地”同原有“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并列提出，这是澳门未来持续协调发展的又一利好因素，尽快组织必要的深层询证与规划十分必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结语

        澳门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或可比指标屡创高位的示范样板。作为传统博物馆式社会，澳门如今更是广受认同的“一国两制”天然博物馆。回归18年来政治稳定，法制完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调整到位。这里中央政府的管治权受到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到实处，中央与特区关系协调稳定，宪法、宪制、宪政原则与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这里经济跨越式发展，民生福祉大幅改善，小城已是全国300多地级以上中心城市中人均GDP、人均GNI的绝对冠军，社会保障充分性全球罕见。这里的居民守望相助，自强不息，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同时，本身精神面貌也在与时俱进。

    在十九大展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澳门不会放松前进脚步，尝到“一国两制”甜头的澳门人心里有祖国，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走好未来的“一国两制”实践征程，让祖国放心、让人民信赖、让时代生辉、让历史铭记，是具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的唯一选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