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貫徹學習中共十九大精神實質的新形勢新時空，香港中聯辦王志民主任2018年初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一國兩制”新的定位：正確處理六對重要關係》的重要文章。這“六對重要關係”是：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融入國家發展和發揮香港優勢的關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關係，“港式思維”、“港事港辦”和“北京思維”、“內地方式”的關係，以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應該說，對這六對重要關係的判斷，也完全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現實。

為了便於學習和討論，本人結合對澳門18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認知，補充提出以下十個基本關係的判斷，當否，謹請會議審定。

（一）時間與空間的關係

從認識論方法論視域觀察，時間與空間永遠是認識社會、認識世界兩大基本維度。講時間不能脫離具體的空間，講空間不能不包括對時間的把握。180年前的時空中國人民開始面對非正義非人道的悲慘命運，70年前的時空中國人民在中共領導下實現了“站起來”的夢想，以40年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中國人民歷史性地基本實現“富起來”的嬗變，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令中國人民進入一個全新時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序的推進不可阻擋，同一空間的人和物都可能發生巨變，關鍵性因素就在於及時總結發展經驗、精準探索發展規律。在當代中國，素稱有5000年文明史積累的近14億中國人做到了，因而也是當代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一大飛躍。

天時地利人和，是國人千百年來總結實踐規律的高度概括。天時、地利屬於客觀因素，人和主要是主觀因素。毫無疑問，時序進入20、21世紀之交，發生在地球東方的巨變，可以稱之為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大天時大地利大人和。認知到位、實踐到位，就能繼續創造出人間奇蹟。其中，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這兩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日子及其豐富內涵就發生在我們眼前，無論從歷史見證人還是從命運主體觀察，都要接受、都要認同，因為這是新時代新制度的黎明；是主動自覺適應還是消極觀望，選擇權在每個人手上，但結果的不同是十分清晰的。如今一個足以影響全球發展進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業已開啟，同這個偉大時代同步前行是每個幸運的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和責任使然。

（二）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1]作為現代人，基本上都受過不俗的教育和培訓，盡可能多懂一些社會發展規律、盡可能多從客觀規律上進行觀察、思考，這幾乎是常態要求。而其結果必然是看得深一點、透一點、遠一點，從而行動盡可能少一些盲動性、被動性。通常講的理論，即“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2]，它並非懸在半空無法捉摸，只能屬於少數政治家理論家的專利，正確的經實踐反覆驗證的理論應是可以認知、可以理解、可以沿用的。事實上，每個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無不天天、時時直接或間接接觸某些方面理論，區別只在於實踐中自覺性主動性有所差異而已。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中共十九大確定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就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發展離不開作為執政黨行動指南的馬克思主義，各行各業發展進步也離不開對發展規律的認知和踐行。在現代社會，無論對立統一觀、否定的否定觀、質量互換觀都是人們常見的觀察分析方法，這些基本原則和規律就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3]

“一國兩制”是我們國家一項重大原創理論和原創制度，歷經20載兩個特別行政區成功實踐的有效驗證，其巨大生命力與科學性受到越來越廣泛而深化的認同。正因為它是理論與制度創新，正因為它史無前例，故在實踐中一方面要擴大宣傳、加深理解，另一方面又要對備加愛護、扶植，使之進一步完善與成熟，就是發展所需、題中之義。總之，要端正視角、放平心態，拿出社會主人翁自覺，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的“一國兩制”實踐中，使之更嚴謹可行、更務實有效，不僅為越來越大比重的本地居民所理解和把握，而且也力求越來越深入地為境外人士所認同和支持。這是求之不得的難得機遇，這是不容推卸的歷史使命。

（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共生共存從1917年蘇俄十月革命算起已有整整一個世紀歷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發展階段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不同可以在不同歷史階段做出不同選擇、也可以做出不同否定。人們不難觀察到，不僅社會主義國家經歷了令人驚異的跌岩起伏，在號稱發達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其政治制度依然千差萬別。在現代條件下不同國家即使所選社會制度不同相互間仍然存在具實質性、基礎性的某些共同屬性：一是都要有效維權，既要維國權又要維民權，不容忽視自身民族尊嚴；二是都要真誠愛民、堅持政權民本性，既要開明開放、擴大民主，更要時刻關心廣大民眾的衣食住行。

    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國家性質的根本區別一是“公”與“私”的價值認定與行為取向間的差異：社會主義強調“公”字，即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運行機制，資本主義強調“私”字，即強調私有制為基礎的運行機制。二是執政黨性質的差異，社會主義國家係共產黨為法定執政黨（個別國家已發生性質變異），非社會主義國家則是由資產階級性質政黨輪流坐莊。

不容否認，兩大社會制度之間曾經有過以敵視、對抗、鬥爭為主軸的交往歷史，直至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仍存在一種視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異端的非理性思潮，其實，地球雖然不大，但不僅可以容納現有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諧共存、互利共贏，而且可以根據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每一角落都能各展所長、各得所求，令相互間平等尊重、互信互利、共建共享成為新世紀新時代的文明生存法則。

特別行政區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絕不意味着資本主義或原有資本主義是老佛爺眼珠──不准碰、不能碰，更不意味着特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自然具資本主義屬性，更何況基本法還明文規定只限於50年不變。故此，不僅對大陸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可能存在某些消極現象，可以討論、可以批評，而且對特區本身保留的原有資本主義亦不宜簡單化、絕對化地予以美化和肯定。

作為超大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引發的歷史性巨變，對於兩大基本社會制度長期以來的競存競爭，令人不得不做出心服口服的結論性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無可取代，但中國依然尊重各國各族自行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的現在時和未來時留待人們繼續思考、探索。

作為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中國人，對於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觀察、體會、理解更有別人難以相比的有利條件，熟是熟非、熟優熟劣、熟正熟邪，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也不是一刀切可以擺平的，但至少我們擁有兩大制度不同優勢的綜合利用條件，通過對兩種制度積極因素的合理嫁接、集成、整合可令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漸趨完善與成熟，這絕對是迄今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下尚難達致的境界。

（四）“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國兩制”及其中的“一國”和“兩制”近30多年來已成為中國境內以至國際範圍的常用詞、創新詞。如今，“一國兩制”理論不僅早已成為當代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公認的理論創新、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體系的制度創新，而且也受到國際上越來越廣闊範圍的理解與認同。這“一國”的所指即業已成為國際事務中心的社會主義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主權管轄範圍內的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超逾300萬平方公里的主權水域繼續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此同時，為了妥善處理歷史遺留的台港澳問題國家適時制定“一國兩制”新興國策或稱之為基本方略。所以制定這項基本國策，鄧小平生前早已明確指出這是從中國國情和未來發展目標出發的利在當前、益於長遠的成熟舉措。兩個特區20年上下“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表明，這是“兩個最佳”：既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一國兩制”是社會主義中國中央政府推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一國”是根本、是基礎、是前提，其基礎性、前導性、決定性不容動搖，即這項方針的不動搖、不能變一面，“兩制”是特殊歷史與時背景下基於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長遠奮進目標而適時推出的特大抉擇，故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實行“兩制”的核心要求一是在確保國家主體部分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制度同時，為期50年內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二是授權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權，即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與終審權。這意味着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認同、承認並尊重資本主義在特定局部地區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讓保留原有資本主義的特區繼續成為當代最大社會主義國家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聯繫、接觸、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從而既有利於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也有利於特區繼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特區文明指標和居民基本福祉在全球範圍內繼續具有高可比性，一舉兩得。

（五）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國家治理總章程。“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4] 進入現代發展階段，依法治國、全面法治已成國際社會慣例，在一個國家具龍頭地位、最高位階的現化憲法，其規範、導向功能與作用日趨明顯，中國也不例外。現行憲法係1982年所制定，迄今已作五次修正，這是建國以來第四部憲法，也是當代國際上完備度完善度比較高的一部憲法。其巨大理論與實踐價值在於：一是屬社會主義性質憲法，經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中國和平崛起的事例已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國際社會的日趨理性化理解與認同，二是佔人類1/5的最多人口的國家憲法，其大國效應、國情效應、東方效應不容低估、不容扭曲。

憲法設立31條，是它總結中國歷史發展規律與針對特定社會現實作出的十分精辟、深度前瞻的一項重大理論與制度創新。它不僅把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大大推前一步，而且也把近一二個世紀來關於社會制度懸而未決的爭議、批判、鬥爭可以也應該採取的平等尊重、理解協商、互利互補、共存共贏新思維付諸實踐並已獲舉世公認的成功。

憲法與特區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關係，兩者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一主一次的關係顯而易見，基本法又是憲法原則特別是第31條授權的具體化、法制化，因而是國際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創，故此，該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就相當準確客觀。當然，引伸一步，強調憲法構成特區憲制基礎，基本法體現了特區憲制規範體系的具體化與完整性，恐亦應成立。

對於特區人，建立窂固的憲制意識，尊重憲法的最高性、認真貫徹基本法的自覺性、主動性，永遠是常備課目，永遠在路上。

（六）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這是一種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整體與局部的關係，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與憲法第30條中規定設置的其他地方行政單位一樣都要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和中央管治權威，都要堅持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民族大團結，都要堅持全國人民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都要堅持發揮國家所需，本地所長。當然，特別行政區與全國其他地方行政單位也存在一個十分特殊的安排：國家為兩個特區單獨各制定一部基本法，特區享有全國其他地方行政單位不能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一國兩制”全面實踐與基本法正式生效實施所引發的制度重構與再建，特別是體現在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方面的積極變化，其深刻性、震憾性更令人為之驚羡。從性質認定，這些變化雄辯地表明：一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宏觀上可以實現求同存異、對立統一；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可以達致上下協調、共創新猶；三是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特區長期繁榮穩定可以同步推進、相得益彰；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與特區永久性居民可以身份兼顧、保障充份；五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一國兩制”文明體系可以兼容並蓄、互為補充；六是中國聲音、中國形象、中國話語權與特區形象及擴大國際參與可以有序拓展、漸進提升；七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驗證具“一國兩制”優勢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可以異曲同工、殊途同歸。[5]

（七）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這是中央與特區關係中的一項最核心的內涵。中國是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依據憲法，中國境內主權與治權當然份屬中央政府。中國也是迄今世界上唯一敢於並擅於推出“一國兩制”基本方略的國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國家即中央政府對某些恢復行使主權的局部特殊地區直接行使防務、外交、任免高級官員、監督立法等權限，同時又將高度自治權即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授與特別行政區政府。這中間存在兩大要點：一是根據國內法特別是憲法，和國際法與國際慣例，中央對全國所有轄區包括特別行政區享有絕對的不容分割、不容扭曲的直接管轄權或全面管治權；二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權力邊界僅限高度自治所需某些領域而非特區領域內所有管治權。事實上，這個界定早在港澳兩地政權交接的那天起就已兌現，而絕不是2014年中央發表香港白皮書才開始落實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謂中央收緊或改變現狀的問題。

權力邊界的大與小、高與低、上與下，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作為下位法的執行者，特區公權力機關要心悅誠服、認認真真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導，貫徹中央政府明示或暗示的要求。當然，代表全國人民意願的中央政府也要時時、事事竭盡最大可能愛護、關心特區發展。這本是基於憲法、基本法所作定位，同時也基於共同目標、共同利益所使然。

至於特區內依然存在、今後也可能繼續存在的某些異見人士及其某些意欲對抗中央管治權威的違法違規行為，其實，對其依法處置甚至嚴處也順理成章，用一句接地氣的話來講，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

（八）愛國與愛澳的關係

進入“一國兩制”新政權啓動之後，港澳特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法律定位發生根本性變化。作為享有特區居民權利和義務的行為主體，特區人的真正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同時享有當代中國合法公民的同等權利。所謂共擔、共享，這項轉變必然要求認知與行動同步轉變。早在回歸之日起，兩地絕大多數居民核心價值觀，包括堅持愛國愛澳、擁護“一國兩制”已發生了深刻調整。這亦即人們常講的政權回歸與人心回歸的同步實現。20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一個主要因素便是兩地居民對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持續堅守。未來新時代新征程上更高水平實踐同樣離不開上述因素的有效發揮。歷史證明，有國方有家、國強民可安，故愛國與愛澳這“二愛”具有本質一致性、效益持久性、榮耀互補性。

在特別行政區強調愛國者治澳，這已成新興“一國兩制”哲學的一項突出命題，這中間就包括理解與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國兩制”的關係。20年來鐵一般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最具說服力的一條。在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歷史進程中，“一國兩制”這朵鮮艷花朵將成為載入歷史的時尚座標，“一國兩制”事實上也同全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構成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鑑於愛國愛澳這一份屬社會心理學範疇的認知有待在廣度、深度、前瞻度、創新度等維度拓展邊界效應，故特區政府宜在頂層設計、政策導向、資源傾斜等方面抓緊把這項系統工程持之以恒加以推進，而社會各界特別是年輕一代通過強化文化自信時刻把提升綜合素質、擴大參與空間、鍛造競爭力擺在自身奮進的日程表上，中老年要繼續走好人生旅程，青少年更應在時代洪流中加速身心健康成長，每個人都不是旁觀者。

（九）特區公權力機關與社會各界的關係

        現代社會中公權力穖關即政府的地位作用十分突出，特別行政區亦不例外。一方面，因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政策約束，新政權核心人物均來自民間、代表民間、受民間監督也要吸納民間智慧。這是“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國策所決定，甚至可以講，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絶不可引伸為政治、經濟、文化的資本主義化全面覆蓋，社會各領域都同回歸之前一模一樣。新政權在政治領域實行的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而在文化領域由廣大居民依法成為自身命運主人，愛國愛澳、依法施政、尊重中央等理念已成新型核心價值觀。故在特區，政府與社會有條件也有必要形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在政府推行科學施政、依法施政、民本施政，建立強政府的同時，社會各界則應堅持強社會、自我完善、自我轉型的發展思維。“雙強”機制、雙輪驅動，這是建設發達經濟、發達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進入高標準高水平“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新時代的客觀要求。

        “實踐證明，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的。”[6] 這是前國家領導人胡錦濤2004年12月視察澳門時作出的精辟論斷。澳門是個微型社會，但“小舞台大劇目”、小社會大作為、小人物大發揮。為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精準到位、確保高度自治權正確行使，為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能變不動搖、“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和事，如何選擇如何前進，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受到考驗與檢驗。可貴的是，國家高度信賴，而澳門人十分珍惜，18年的開創性實踐可以劃上一個完滿句號，未來征程亦應續寫完滿。

（十）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係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7]　新時代強調用高質量發展取代高速度增長。這意味著一要從長計議，二是彌補欠賬、發展民生。這中間一項關鍵性舉措便是抓文化建設、提升文化自信。這對進入“一國兩制”實踐新時代新征程的澳門特區，也具有很大共同性、普遍性。澳門歷史不長、規模不大，但歷史特殊性和現實特殊性十分明顯。當前澳門一些人士苦於思考改善產業結構的有效途徑，實際上“一國兩制”優勢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來源，就在於會用不會用。此外，發揮歷史集結的文化領域巨大潛質正待認知與開發，毫不誇大地講，澳門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人物均有十分密切深度的關聯，透過表面覆蓋的一層塵土層便何發現其中不可取代的開發價值。而當代擁有實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和制度保障，令澳門是一座具罕見的高開放、高自由度、高和諧度，因而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的國際化城市。小城之美，美在中西合璧、古今匯集，美在人文和制度，美在傳統和現實。這種依戀、這種傳承、這種潛移默化，十分值得珍惜與重視。

        2017年7月1日粵港澳三方行政首長與中央政府代表在習近平見證下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把強調文化開發的“一個基地”同原有“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並列提出，這是澳門未來持續協調發展的又一利好因素，盡快組織必要的深層詢證與規劃十分必要，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結語

        澳門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或可比指標屢創高位的示範樣板。作為傳統博物館式社會，澳門如今更是廣受認同的“一國兩制”天然博物館。回歸18年來政治穩定，法制完善，經濟繁榮，民生改善，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調整到位。這裡中央政府的管治權受到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到實處，中央與特區關係協調穩定，憲法、憲制、憲政原則與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這裡經濟跨越式發展，民生福祉大幅改善，小城已是全國300多地級以上中心城市中人均GDP、人均GNI的絶對冠軍，社會保障充分性全球罕見。這裏的居民守望相助，自強不息，在分享社會發展成果同時，本身精神面貌也在與時俱進。

    在十九大展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澳門不會放鬆前進腳步，嚐到“一國兩制”甜頭的澳門人心裡有祖國，和全國人民一起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繼續走好未來的“一國兩制”實踐征程，讓祖國放心、讓人民信賴、讓時代生輝、讓歷史銘記，是具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的唯一選擇。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