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亚太区域整合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共筑全球开放型合作网络。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一九九○至二○一三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一带一路”相关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二○一○至二○一三年期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形成互利共赢的全球区域经济布局和合作网络。

    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位置，均与技术落后密切相关。藉由中国与东盟能共同推动的RCEP正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进行全面的地缘经济整合。由于早期中国的经济特区及自贸区，多呈点状、块状分布，即就单一区域发展。“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为了有效串连这些已经发展的点状、块状区域，横向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南亚国协延伸。未来随着中国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生产模式的转变，对全球特别是发达市场的资本设备和商业服务的需求将会继续大幅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生产带动的区域整合进程可以在“一带一路”产生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真正在资本、技术“走出去”。

    由于中国国内正面临基础建设放缓及产能过剩的挑战，尤其是钢材和建筑物料业。其次，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上升，中国势必需要将大量人力及低潜力的制造业设施转移至海外。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海外生产”，持续强化生产链与产业供给链的整合与效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涉及大量政府采购活动为亚太区域整合带来巨大的契机。虽然中国目前仅是GPA的观察国，但从经贸角度分析，现阶段大多数国外采购市场已处于开放状态。“一带一路”需要更多国际间协调，这种协调的难度远远大于世贸框架下的GPA。多国家、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项目，在法律法规适用、资金来源及规范管理、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对采购过程实施监管、简化或优化采购程序、签订采购合同、多方参与履约验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换言之，这种跨国交易还意味着高风险。跨国交易中不得不面对由于各国法律差异带来的风险、其中包括汇率风险、国家政局不稳定的政治风险、政变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跨国合作工程将会停滞或变更。其次，法律适用问题亦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两个以上国家均有财政性资金出资、不能分割采购的项目，这几个国家都规定使用部分本国财政资金的采购活动应适用本国政府采购法，则涉及相关国家的协调问题，甚至需要经过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组织实施此类项目时，前文所述的法律法规适用、资金来源及规范管理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从澳门出发

    中央政策，地方参与。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福州港、湄洲港、厦门港等海西各主要港口，都是“海丝”的重要支撑。福建正落实推进“海上合作专项基金”的三个较大项目，包括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厦门大学和马来西亚合办中国——东盟海洋学院，以及中国与印尼的海水养殖业合作。除了与东南亚国家具体展开“海上合作战略项目”外，中国也扩大海上运输投资标的，包含了缅甸实兑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马尔代夫的马累、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广东省政府于二○一五年六月三日公布了《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优先推进专案清单》，涵盖参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等68个专案，总投资逾550亿美元。广东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充分考虑了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并突出了3个方面：突出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优化广东沿海港口布局，构建世界级港口群；突出粤港澳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突出经贸合作，以广交会等贸易平台为依托，扩大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澳门如何在“一带一路”走出去？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中央对外战略方针的支援，具体实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协调力度与效益。澳门位处闽粤地区的其中一个重要自由港，如何借此机遇发挥澳门应有的角色。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澳门纳入“一带一路”，对澳门提出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提升澳门自身的竞争力，也要透过区域合作与国家发展，尤其是与广东和福建等兄弟省市有机结合起来。

    近年香港与闽粤两省的合作机制逐步深化，香港已成为福建利用外资主要的来源地、外贸进出口的重要市场和福建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澳门整体发展在受到本地经济特性的限制下，各界有必要共同加强与闽港展开全面的合作，藉着粤闽港澳的港口经济发展的合作优势，来弥补澳门在产业集中化、土地资源及热钱控管等不利基础。地方政府与特区政府共同推展亚洲市场，帮助提升澳门旅业的发展，并借重澳门作为自由港的地理及经济优势。

    澳门可尝试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探索更多的弹性政策去发展旅游资源与休闲中心的优势。如何将之包装成“澳门不只是旅游”的效果应被重视。澳门博彩业带动的“体验旅游”如表演、娱乐设施等发展，是澳门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其次，在“一带一路”的趋势下，建议澳门特区政府将澳门的旅游市场及亚洲航线方面做整合。时逢博彩税（尤其是贵宾厅税收）下降之际，税收基础的对象已开始集中在较低档次的大厅博彩税收，澳门可积极整合东南亚及东亚区域的廉价航空市场，加大服务较低消费客群来源的宽度。澳门应主动积极与东南亚的廉价航空共建东亚的廉价航空运输网，可提供落地旅游外，另可作为转往东北亚地区的转机航线。其中，旅游局可推出相关旅游配套，吸引更多游客选择1+1（即澳门+内地城市或日本等地）的旅游配套，创造更多的商机及空中运输的整合。

    在充裕的财政储备的条件下，澳门可藉“一带一路”新形势积极走向国际，与中央政府共同“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布局，同时做好公共储备在投资避险的稳健财务杠杆。因此，更需具体化如何运用澳门的财政优势，将储备持有资产形式走向更多元化的国际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合资开发。在海外投资的平台方面，浓厚社团社会的澳门比香港更有条件“走出去”，善用社会与政府的财政资源为国家“一带一路”做好投资布局。澳门特区政府更应积极善用闽籍澳商积极为澳门在“一带一路”创造新起点。尤其是澳门民间社团在海外侨界拥有广大的投资与人文交流平台。

    同时，“中葡平台”虽然是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重要的沟通平台，然而实际上政策面的推动与效率经常出现落差。例如中国与多数的葡语系国家之间的贸易都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并未因“中葡论坛”或澳门作为葡语系国家的平台而有特别明显的成长。其中的原因包括葡语系国家自身的投资环境不佳、市场落后等因素都不利开拓更多的贸易，所以时至今日中国与8个葡语国家的总贸易额仅有微幅成长，仍维持在1,300亿美元的规模。由此可见，无论在地缘经济、经商条件、国际贸易框架等基础，阐明“中葡论坛”实际上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对照之下，澳门在“中葡论坛”的角色与功能是明显的，但实际不易发挥具体效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葡语系国家几乎都不在沿线国家的名单上。于此，重点是建议澳门特区政府应维持既有的“中葡平台”外，更有必要加大力度深入“东南亚”的经贸合作。

    澳门特区政府在“一带一路”下，应加强在区域国家官方的金融机构、投资保障、司法互助及“区民保障”等实际合作关系与沟通平台。虽然澳门特区政府以“中国澳门”加入国际组织，但在国际上的互动与参与经常显得不够主动积极，致使澳门特区政府在国际空间缺乏认可度被受“冷落”，间接导致澳门市民在跨国的权益受到限制。例如澳门市民在投资马来西亚、印尼遇到投资纠纷，会遭到当地司法与执法机构的消极回应，对照香港特区政府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合作。同为特区的香港与澳门，在国际间的认可度确实“厚此薄彼”。客观而言，除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因素外，香港特区政府很早就积极与国际组织与多国政府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经常参与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及联系，为政府间保持热络与稳定的关系。

    澳门各界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机遇下，澳门特区政府更有必要在国际金融合作、投资保障、司法互助及“区民保障”等客观条件为澳门市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与他国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与合作机制实在有迫切性及实质性地被建立起来。最后由“铁路经济”与“港口经济”形成的“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新的大国发展契机，更牵头为地方政府及特区政府共同“走出去”铺出非常宽大的道路。虽然“一带一路”面临诸多的挑战，但也发掘更多的发展契机，最终仍如预期达到分流中国内部的过剩产能，并帮助区域建设的效果。无论在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发展，都在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信与共同开发的平台，澳门亦因此而受益。关键是澳门如何将发展主轴聚焦在东南亚区域，如何善用财政优势与侨乡社团共同走出海外投资与人文交流，为国家与澳门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资料来源︰澳门日报 2015/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