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一起打拼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

因此，深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一国两制”港澳成功实践和中央治理港澳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发挥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与作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始终坚持党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廖承志等就积极思考用什么样的妥善办法解决台湾、香港问题，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形成了“我们要同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一道，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的全党重要共识。

在港澳回归祖国之后，“一国两制”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历届政府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之予以高度重视。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肩负的神圣使命。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在充分肯定“一国两制”实践成就的同时，明确概括出中央治理港澳的根本宗旨。报告指出，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一国两制”方针在党的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

二是始终坚持主权独立与完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首先是中国的主权独立和完整问题，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不同，它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完整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创立者，从一开始思考解决香港问题就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完整摆在了第一位，他在1982年首次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就表明了这一严正立场。也是从小平同志开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将港澳的回归问题、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公信力与合法性紧密联系起来，国家主权问题事关党和政府存续的根基。

作为主权独立和完整的重要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必须在香港驻军。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是否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是衡量香港爱国者的重要标准，还是判断是否形成治港者主体的重要标准。小平同志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小平同志所开创的“一国两制”主权理论的精髓，被其后继者坚定不移的继承和发展。其最突出的政治成果，一是党的十八大所概括指出的“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二是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并且再次强调了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和“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等中央治理港澳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处理港澳的主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英谈判时期，我们旗帜鲜明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由此，中央治理港澳十分强调底线思维，要求港澳坚守“三条底线”，即不容许任何人从事任何形式的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不容许挑战中央的权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权威；不容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破坏内地的社会政治稳定。这些都是中央治理港澳所遵循的主权原则的新发展。

三是始终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我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行政区的创设也必须源自于宪法，其相关制度也必须符合宪法精神。

首先，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法律来源。1982年颁布的我国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第62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行使的职权当中，其第13款即“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由此，港澳两部基本法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这是由宪法本身的地位决定的。港澳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按照港澳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这一点，在港澳两部基本法的序言中都作了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其次，回归祖国之后，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港澳的宪制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样如此。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港澳特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港澳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港澳特区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港澳特区具有宪制性法律地位。港澳特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港澳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港澳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港澳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港澳基本法；在港澳特区的个人以及一切组织和团体都必须以港澳基本法为活动准则。同时，港澳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复次，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依法治理港澳。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澳门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要强化法治意识，特别是要完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夯实依法治澳的制度基础。2017年7月习总书记在视察香港时更强调，要“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

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及其作出的相关决定，是中央依法治理港澳的重要方式。我国宪法和基本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威地位，而随着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港澳社会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及相关条文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文作出解释或对某些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是中央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依法治理港澳的重要体现，这对于彰显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始终坚持“一国”原则，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根”与“枝”的关系，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

首先，坚持“一国”原则，就是坚持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港澳特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央政府对包括港澳特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港澳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并且，宪法规定了“一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等制度和原则。坚持一国原则，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

其次，坚持“一国”原则，才能保障和发挥“两制”优势。“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之内的“两制 ”也并非等量齐观，国家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充分照顾到港澳等某些区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允许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因此，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和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一国”的基础之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只有这样，“一国两制”这艘航船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复次，坚持“一国”原则，发挥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优势，才能建设好港澳的资本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作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发挥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完全有能力建设好港澳资本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香港时指出，“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担当和领导责任。

最后，坚持“一国”原则，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让港澳同胞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香港时指出，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状况征程。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支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五是始终坚持发展理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香港时指出，要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发展是永恒的主体，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澳门时也指出，要继续统筹谋划，积极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40年来，港澳同胞秉持发展理念，积极投身国家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等六大方面，并认为“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

其次，“国家所需，港澳所长”是实现港澳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因此，只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瞄准国家需要，发挥自身优势，港澳才能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港时指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因此，勉励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澳门时也指出，要善于从长计议，抓住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机遇，围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的发展定位，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复次，新时代港澳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具体来说，新时代港澳要更加积极助力国家改革开放、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最后，要走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之路。中央领导在有关港澳工作讲话及接见到京述职的港澳特区行政长官时，都要求行政长官与特区政府同时重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其目的在于“要以人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尤其要“带头关心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使爱国爱港（爱澳）光荣传统薪火相传，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港澳青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

六是始终坚持包容理念，凝聚港澳与内地最大共识。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的台湾和香港问题时，小平同志就很重视谈判、协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的民意作用。

小平同志指出，“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

尤其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回归进入过渡期之后，中央与香港居民的协商活动进入到一个高潮，其中包括各团体、各阶层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访京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港籍）、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港籍）、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等等。这些机构和人员与中英两国政府、港英当局及香港社会等多种形式的协商，对于香港顺利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解决，也参照了香港经验。

小平同志也同样秉持包容理念，十分重视与台湾同胞的协商问题。小平同志说，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所以，后来台湾与大陆日益频繁的制度化的经贸文化交流，多是以民间的名义通过相关团体和人士谈判、协商、沟通解决的。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逐渐形成了国家、港澳特区与中央、港澳特区政府与立法会、特区政府与社会、立法会与社会等多重层级的协商形式，协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层面，有港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协商和民意反映途径，省市级政协委员与相关省市也有直接的民意沟通渠道。港澳特区与中央的民意沟通仍然形式多样，政团、社团访京是其主流。至于特区政府内部的协商形式，由于港澳特区立法会都实行地区直接选举和功能组别选举的制度以及区议会直接选举的制度，所以政府、立法会、区议会、居民之间必然会形成多种多样的协商方式。港澳特区与中央的这种多种形式的协商方式，对于凝聚共识、促进稳定、支持特区政府有效施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与港澳同胞的理性沟通、凝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从中央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随着中央港澳治理理念的日益成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的稳步实施，港澳将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