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维护美国在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地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上扮演着“前台”角色，而驻港总领事则是整个驻港总领事馆体系中的核心人物。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通过对民主、人权、政制发展等涉港重大问题进行多方位的“关注”、支持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发展、收集涉港情报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施，加剧了香港局势的复杂性。从未来趋势看，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将执行美国以对港政策牵制中国的策略、更多介入香港内部事务，并加强与北京、台北美国外交机构的互动来扩大总领事馆的功能以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存在。

关键词：美国；驻港总领事馆； 香港事务；一国两制

一、美国历来重视驻港总领事馆的作用

1843年香港开埠不久美国就在香港设立了领事馆，1849年美国又设立了驻澳门领事。但基于1812年英美战争后英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在远东贸易份额较小，香港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并没有体现出来。“美国出于对英国的防范，军舰宁可驻泊澳门，也没有将英国控制的香港作为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支点。”[2]这一时期美国驻港领事的职责主要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美国在香港和远东的贸易利益。1869年，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撤销，归并到美国驻港领事馆。1898年美国驻港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为继上海之后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第二个总领事馆。自此，除关注美国在香港的商贸利益外，美国也开始在政治、军事以及情报等方面在香港开展积极的行动，香港甚至成为美国向东南亚扩张的战略要点。[3]及至二战前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功能不断得到加强，其地位也不断上升，驻港总领事馆成为美国驻外系统中的最重要的领事机构之一，驻港总领事也成为美国对港政策最重要的执行者。

二战后期，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极力主张战后日本投降后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不赞成英国继续控制香港。[4]二战结束后到冷战初期，美国基于美英的“特殊关系”、“失去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及对香港的政策评估，承认英国在香港具有的特殊利益，没有刻意扩大在香港的利益存在，针对香港主权、治权事务提出“不参与”和“不主动”采取立场的基本原则。[5]虽然如此，美国通过扩大、提升驻港总领事馆的规模和功能来加强美国在香港的存在。冷战初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观察共产主义中国的主要阵地，在所有观察中国的机构中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6]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规模比美国绝大多数的驻外大使馆都要庞大。作为驻港总领事馆行政机构的一部分，1949年成立的香港美国新闻处项目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7]随着美国在香港情报、宣传等方面行动的扩大，香港总领馆快速膨胀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领事馆”。[8]1953年，在总领事馆工作的美国籍人员就超过160人，还不包括当地雇员。其中有4名领事和20名副领事，是除驻伦敦使馆外美国最大的驻外机构。冷战期间，美国驻港总领馆的核心任务包括三个方面：1、搜集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并做出专业评估和预测；2、安排美国国内政治人物访港期间的行程，组织香港团体或者个人访问美国；3、以香港为基地进行冷战宣传。[9]

冷战期间，搜集情报和信息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主要功能之一。[10]二战期间美国就开始非常重视香港独特的情报价值，冷战期间更加重视香港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搜集功能，并逐步扩大驻港的情报系统。美国甚至抱怨、投诉港英政府没有充分利用香港的情报价值。[11]美国将领事报告、战略情报处（Strategic Services Unit）报告、陆海军武官报告、美国新闻处（USIS）中文报刊翻译文稿、中国报刊及其他出版物作为地区情报的重要来源。[12]冷战期间香港对于美国政府的情报价值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利用。[13]1947年，美国驻港领事馆开始主持编辑《香港中文报刊观察》（Review of Hong Kong Chinese Press），主要收录香港当地刊发的重要中文报刊文章。50年代，领事馆开始编辑针对大陆的《中国大陆报刊调查》（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14]“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有关中共的过硬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总领事馆翻译的内地出版物被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学者和研究分析者们视为独特的宝贵资源。”[15]美国政府通常依据涉港情报来判断香港的经济、政治、战略以及文化价值，并针对特定的涉港问题确定相应立场或政策举措，[16]而涉港情报的主要来源就是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总领事馆提供的机密报告“以每日电报和备忘录、每周和每月报告的形式发布。政治周报、经济周报、联合周报和香港周报是对内地和香港当前情况的每周综合分析，内容涉及广泛。”[17]根据1960年的美国对港政策文件，美国政府将香港作为搜集中国大陆各类情报的主要中心。[18]时至今日，驻港总领事馆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情报、信息搜集部署地点。与冷战时期主要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搜集相比，今天美国驻港领事馆的情报搜集并不仅仅是针对涉港情报，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等都是其情报搜集的范围。

另外，冷战时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有针对性地开展涉港文化活动，主要是通过文化手段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19]开展涉港文化活动是驻港总领事馆的主要功能，是美国整体对港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的对峙，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香港开展的文化活动扮演着意识形态渗透和对峙的功能，[20]并以小说、报刊、杂志、电影等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二、回归以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及其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香港回归以来，随着美国在香港利益的扩展，美国加大对香港事务的介入。美国的官方及民间力量开始迅速在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各领域对香港进行渗透，并主要从香港的政制发展、人权状况和高度自治三个方面介入香港政治事务。[21]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对港政策的执行者，其功能不断扩展，在香港回归以来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上扮演着“前台”角色。

（一）驻港总领事馆功能的扩展

驻港总领事馆是美国驻香港的最高外交代表机构。作为美国对香港特殊地位确立的标志之一，与上海、广州、沈阳及成都等驻华总领事馆隶属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情形不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直属美国国务院。香港回归以来，由于冷战的结束，驻港总领事馆在冷战时期扮演的一些功能弱化。但随着英国在香港的撤退，在香港拥有众多经济利益的美国对香港方方面面的问题予以极大关注。驻港总领事馆承担的功能不断增加。传统上看，加强与香港贸易和投资关系，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维护在港工作生活和赴港美国游客的安全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最主要功能。美国不仅是香港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香港则是美国的第九大出口目的地。美国对香港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世界范围内双边贸易中最大的贸易顺差。2017年美国与香港贸易额达到689亿美元，顺差额更是高达345亿美元。美国向香港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为美国国内创造了18.8万个岗位。另外，香港还有1400多家美国企业，8万余名美国人长期在香港居住，每年有数十万美国游客到访香港。[22]近年来，随着非传统安全的扩展，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协助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与香港特区政府合作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还将环境保护、学术及文化交流扩展至公共外交等功能，全面地扩大美国在港的利益。美国在港利益的扩张，促使驻港总领事馆扩展其功能性作用。另外，随着香港政治局势愈趋复杂，特别是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2015年政改、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打击“港独”、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香港回归20周年等重大问题和关键节点上，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度大幅上升。[23]作为美国对港政策执行者和在港利益维护者的驻港总领事馆无疑对这些问题都予以关注乃至介入。

美国政府提升派驻香港总领事的层级，表明驻港总领事的角色愈加吃重，其在执行美国对港政策中的作用上升。香港回归以来，已经历经八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分别是包润石（Richard A. Boucher，1996年8月—1999年7月）、高乐圣（Michael Klosson，1999年8月—2002年7月）、祁俊文（James R. Keith，2002年8月—2005年4月）、郭明翰（James B. Cunningham，2005年5月—2008年7月）、唐若文（Joseph R. Donovan Jr.，2008年8月—2009年7月）、杨苏棣（Stephen M. Young，2010年3月—2013年7月）、夏千福（Clifford A. Hart，2013年7月—2016年7月）以及唐伟康（Kurt Tong， 2016年8月开始就任）。从过往七位总领事的任期来看，除唐若文就任仅一年外，其他六位总领事的任期都是三年。多年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一职均由国务院专门负责中国大陆及台湾事务的大使级官员担任，如2010—2013年任职的杨苏棣（Stephen M. Young），曾任“美国在台协会（AIT）”主任；2013—2016年任职的夏千福（Clifford A. Hart）之前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办公室主任。相较而言，2016年8月上任的唐伟康（Kurt Tong）此前担任负责经济及商业事务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即国务院处理经济事务的最高级职业外交官，是回归以来美国来派驻香港职务最高的一位。考虑到他之前还担任过美国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大使，以及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经济事务的协调官，这一任命说明美国愈加重视在香港的的利益存在及扩展更多的利益。

    （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方式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存在的同时，还对香港的内部事务、“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等进行了“积极”的介入。整体上来看，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方式主要包括：

（一）总领事馆就涉港重大问题发表声明(press releases)予以表示关注。通过发表声明表达美方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最重要方式之一。2002年下半年，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二十三条的要求进行立法公众咨询。在此期间，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如何经过自由公开的咨询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建议作出结论，如何最好地贯彻《基本法》所保证的民主，这应该由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来决定。[24]2013年8月，夏千福就任就任驻港总领事后就香港政改发表言论称，希望香港各界能就政改方案达成共识，迈向普选。夏千福甚至声言“希望北京作勇敢的决定、冒点风险”，令各方人士，包括反对派在2017年特首普选时可以入闸。[25]美国支持民主发展的理念，对香港会选用何种选举制度没意见，最重要是港人对政制发展有最终发言权。[26]支持“占领中环”运动。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违法的“占领中环”运动。9月29日，美国驻港总领馆发表新闻声明，督促各方停止任何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而以和平方式来表达对香港政治未来的观点。声明重申：美国政府强烈支持香港行之有效的而且受基本法保护乃至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包括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立场。[27]他说美国政府没有支持任何政治人士或组织，美方只是支持言论、和平集会及示威自由的原则。[28]

（二）驻港总领事就重大问题、事件公开发表言论或在媒体发表文章传达美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回归初始，时任驻港总领事包润石就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表示，美国希望香港进一步扩大民主化，尽早举行立法会选举，保持乃至加快走向更为开放的、更具代表性的、更为负责的政府制度。美国对香港民主制度如何发展非常有兴趣，美国已经表明，我们对各项制度包括公正选举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立法机关的发展有兴趣，它们对确保制度的完整性、确保变革适应香港人民的愿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9]2004年香港政改关键时期，美国驻港总领事祁俊文3月9日在《明报》发表题为“民主—香港保持稳定繁荣最佳途径”的文章，表达“美国政府坚决支持民主是香港保持稳定繁荣和推动自治的最佳途径”的立场。2005年10月，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翰就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关于2007年/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产生办法的政改方案向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如政府延迟政改方案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心，变相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30]2008年7月11日，驻港总领事郭明翰强调，希望香港在自由经济、公民自由和尊重人权方面能继续成为自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明灯。[31]2011年5月20日，杨苏棣在香港美国商会的演讲中，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无理指责，声称：“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香港政策法》，该法例设立了法律框架，使我们可继续和扩大数十年来与香港市民及其官员建立的广泛、多层面关系，藉此承认及支持香港的自治权……该法例允许我们仅在总统可证实香港拥有充分自治权，以证明区别对待的合理性……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享有者时，方可给予与香港自治权相当的特别待遇。”2013年9月24日，夏千福在香港美国商会发表“美国-香港伙伴关系印象：强健纽带 互利之源”（Impressions on the U.S.-Hong Kong Partnership: Strong Ties Bring Shared Befits）的演讲。夏千福指出，一个完全自主、开放、法治的社会是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关键。美国坚决支持港人要求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和普选的愿望。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人们对自己采用的政治制度拥有最终发言权。[32]

（三）支持香港反对派力量，将其作为美国在港的代理人。长期以来，香港的政治力量呈现建制与泛民的“二元”格局。幕后支持反对派力量对抗建制派、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一直是美国驻港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首先，高度重视关注反对派内部力量的变化和整合，并为其出谋划策。美国驻港领事馆高度关注反对派动向，包括反对派政党和人物的举行，民主党、公民党等泛民政党的选举策略和部署，新兴本土派的发展动向等。2011年8月，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上千份秘密电文，主要由2005年至2009年间两任美国驻港总领事撰写，其中渉及反对派头面人物的超过半数。多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不时向美国驻港领事“汇报”最新的政治情况，有人更被美国视为“重点保护人物”。李柱铭、黎智英、陈日君三人被美领馆关注到“传媒、宗教、政客”这个组合的影响力，随后他们不时向美领事汇报香港最新的政治情况。“维基解密”曝光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机密电文显示，美驻港总领事馆一直高度重视泛民主派的政治取态和“共主”人选问题，其中在电文分析中多番质疑民主党在去年政改方案中与中央沟通的做法，怀疑有关做法是否行得通，更担心泛民因此分裂，并难再整合。驻港总领事馆也多次探求能够继任李柱铭的精神领袖式人物，其中包括公民党余若薇，但领事馆认为，虽然余若薇有一定公众支持度和影响力，但在泛民阵营中未有决定性的主导能力。[33]

其次，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还积极为反对派人士与美方高层会面提供协调。一方面，总领事馆为反对派赴美访问提供安排，并协调反对派与美国高层进行会面。如2014年4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白宫“偶遇”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就是在美国总领事馆和国务院的协调安排下得以“成功”。另一方面，总领事馆协调安排访问香港的高层官员在港期间会晤反对派人士。如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访问香港期间与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会面等。

再次，驻港总领事馆在重大议题上往往采取支持反对派立场的取态。在国家安全立法、推广国民教育、政制改革、“占中”运动等问题上，全面采取支持反对派的立场，变相为反对派“站台”和“撑腰”，助长了反对派的声势。如在政改时期，时任总领事夏千福频频约见香港各政党代表，就是要传达硬撑反对派“真普选”方案和鼓动其参加2017年特首选举的信息。此外，在非法“占中运动”期间，驻港总领事馆还利用网络平台支持“占中”。

最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冒起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言行采取了间接支持的姿态。近年来，“港独”分离组织和分子冒起，虽然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没有直接支持“港独”势力，但直接接触持港独立场的本土派人士、并为其赴美国访问宣扬“港独”提供便利，实际上是间接支持了“港独”的扩散。如2016年4月总领事馆官员与持港独立场的激进本土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的负责人梁天琦和黄台仰会面，并为其支招让其以书面请求方式申请经费资助，美国政府可考虑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进行经济资助。[34]2016年5月17日，美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霍沃斯（Kristin Haworth）被问及关于“港独”的看法。霍沃斯声称：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这些受国际认可的基本自由、香港得到确认的传统，受《基本法》保护。美国政府把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来追求和促进合作，符合《香港关系法》。美国政府支持该地区言论和集会自由。[35]美国总领事馆发言人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港独”言行的纵容和支持，而“港独”言行是严重违背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四）介入香港的舆论、青年、法律、教育等领域，推动反政府、反建制、反中央的行为。外国势力的怂恿、煽动和利用对香港青年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青年群体是外部势力进行渗透、影响和拉拢的主要群体。由于青年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取态较易改变，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通过利益输送拉拢青年，推动青年、学生在香港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特别是较有影响的青年及学生领袖。如“占中”运动中的核心学生领袖周永康、黄之峰等都通过不同途径收受了美国的好处。美国为之提供多方面的利益，如经济利益、名誉利益等。美国背景的组织还为青年组织提供培训和指导，如对“占中”运动的指导。总领事馆还安排周永康、黄之峰等赴美参加民主活动，与“民运分子”、“台独分子”等共同研讨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安排青年激进人士赴美国国会，与反华议员会面，唱衰香港。

三、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影响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在香港的最高外交代表机构，其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一方面，加剧了香港局势的复杂性、干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施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通过不同方式介入香港事务增加了中国管治香港的难度，成为影响香港局势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其一，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作为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前台”，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除其自身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外，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加剧了香港局势的复杂性。一方面，美国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香港的发展和稳定对美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需要和对港政策的部署。[36]美国的对港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摇摆，[37]用自由主义的手段试图达致现实主义的目标。[38]回归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和印太（Indo-Pacific Strategy）战略，借助香港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上升。加之香港本身出现的围绕政制发展的政治博弈以及分离势力的冒起等，“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以及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中的新内容，[39]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其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成为影响香港政治稳定的最大外部因素。近几年来，香港先后发生“占中”运动、旺角骚乱等暴力性街头运动以及围绕政改进行的政治博弈造成香港政治局势不稳。美国幕后支持的“占中”运动失败后，反对派力量整体走势呈现下降。美国希望立法会选举反对派能维持住在立法会占三分之一多的议席以确保对重大政策的否决权。2015年围绕政改方案的博弈，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和选举政治的考虑，支持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以实现行政长官的普选。与此同时，香港各政团进入时代更替期，社会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争议性议题进一步增多，社会矛盾或集中爆发，可能引发更多外部关注与干预。[40]而香港反对派主要引入外力干预给香港的政治局势增添更多不稳定因素。

其三，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对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在香港的最高外交代表机构，其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及《基本法》的实施，损害了“一国两制”的国际声誉以及在香港的实践。[41]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加大了香港的社会对立。支持反对派，加剧了建制派与反对派的矛盾、反对派对中央对港政策  对特区政府施政的抵制。由于这些外部势力的活动掺杂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使得香港各政治派别更难达成共识。外部势力对香港民主进程的“特殊关注”放大了香港政制争议，令争议各方更难达成妥协。例如，在中国中央政府频频释放沟通善意之时，香港的反对派人士却一再错失与中央沟通、交流的机会，结果，无论在立法会还是整个社会层面，支持中央政改方案的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都形成了更大程度的对立，不仅撕裂了香港社会，也牵制了特区政府的大量精力，使其难以充分投入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议题中，[42] 给香港的稳定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四、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随着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以及中美矛盾的显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对港政策的执行者，其对香港事务的介入趋势将直接反应中美关系的互动。

第一，以对港政策牵制中国，以独立关税区作为筹码，将对港政策应用到中美关系中。根据1992年出台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将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看待，维护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2018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简称USCC）发布年度报告。报告批评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建议美国商务部重新审视应否在科技产品出口香港的政策上，继续将香港和中国大陆视为两个独立的关税区。[43]其实在2018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香港报告中，美方对向香港转移敏感技术等相关受管制物资就提出了忧虑。[44]此时美国出现的对香港独立关税区政策的忧虑其实就是中美经贸摩擦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总体态势的体现。

第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可能加强与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台湾代表处以及亚太地区其它使领馆的的协调、沟通和互动，以提升驻港总领事馆的功能。虽然驻港总领事馆不隶属于驻华大使馆管辖，并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但作为在大中华地区的外交代表机构，驻港总领事馆将与驻北京的大使馆、驻台湾的代表处加强在整体的对华事务上的协调和互动。美国意识到利用港台联动效应，特别是港台在“太阳花运动”和“占中运动”期间遥相呼应，在“港独”、“台独”方面相互勾联，有利于美国介入。驻港总领事馆希望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在处理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内地的活动事宜上可以发挥“北京-香港-台北”三家外交机构的联同效应，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第三，美国驻港总领馆将提升与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互动经验，避免双方机构在香港的冲突。美国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管治力度，特别是随着北京的驻港机构在香港事务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北京将提升驻港机构的功能，因此，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未来在与北京的驻港机构打交道上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从近来驻港总领事唐伟康的行动来看，明显加强了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的互动。

第四，与美国国内对港政策的制定遥相呼应，更多介入香港内部事务，近年来，美国当局不惜重启《香港关系法》，重新每年年度对香港的政策报告。美国国会内部亦正准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的立法工作。一些具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亦积极参与香港的相关项目。“占中”运动发生以来，美国不同部门进一步加强了与香港本地政治组织的接触与资助。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积极关注香港的各项选举进程，秘密搜集各派参选人的政治取向，以根据事态进展施加影响。这表明，驻港总领事馆将更多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五、结语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资深研究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毫不隐瞒地指出，“美国有领事馆组织，负责处理国会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以确保民主在香港得以发展。过去亦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资助了香港数百万美元，所以某程度上中国指责美国干涉香港事务不完全是错误。” [45] 香港是与台湾、东海、南海、网络安全等并列的中国核心利益，中方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46]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也明确指出，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47]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势力深度介入香港事务，使得香港形势更加复杂化，各种政治力量试图借助香港的平台，达到破坏中国整体发展环境的意图。中国政府对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早有认知和警惕，中方也绝不愿意将香港问题拿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层面上来探讨。但美国如果不顾中方的反对执意介入香港事务，破坏中美国关系的大局，最终也会损害到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存在。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