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论述。但是,笔者认为,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层面讲,在众多必要条件之中有两项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第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第二,建设、发展和壮大爱国爱澳的管治队伍与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是“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政治保障。
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一国两制”的经济保障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一国两制”的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一国两制”成败的关键之一。港澳回归,实现国家统一,为什么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先生对此作出了清晰的阐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1]这个政策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港澳方案能够保持港澳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持港澳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还要逐步提高。所以,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下,特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达到“一国两制”预设的目标,就有充分的说服力吸引特区居民参与“一国两制”的实践,拥护和维护“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澳门特区20年的“一国两制”实践所取得的成果,用强而有力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经济发展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意义
经济发展既能够为政府提供充裕的公共财政资源,有利于政府制定社会政策对社会有效管理,也有利于政府改善民生,提高居民对政府施政的支持度和合作度。经济发展是基础,民生改善是结果。
- 澳门经济变迁对澳门社会和人心的影响
临近回归之时,澳门经济持续下滑,市民对回归后的前景忧虑,影响对“一国两制”前景的信心。根据澳门政府统计局1999年的统计,澳门经济持续下滑,1996年至1999年本地生产总值连续四年负增长,最低一年下降接近5%;失业率高企,1999年失业率高达6.4%,就业不足率达到1.3%;1998年澳门居民月收入中位数5063澳门元,工作收入比1999年还低;以旅游博彩业为主的澳门经济,1999年的入境游客为770万;1999年的本地财政收入仅为168亿澳门元。[2]
回归后,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和配合下,制定了符合澳门经济发展的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澳门经济从负增长逐步变成了正增长,社会氛围改变,居民信心增强,投资活跃,百业复苏。根据澳门特区政府2018年的统计,2017年失业率将到2.0%,就业不足率0.4%;2017年入境游客达到3,200万,其中内地游客达到了2,200多万;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达到1,5万澳门元,澳门居民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达到1,9万澳门元;政府财政总收入1,266亿澳门元。政府财政累计结余4,560亿澳门元。外汇储备201亿美元。[3]社会各界普遍肯定“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基本成功。据2017年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对1,074名18歲以上居民成功完成問卷調查结果分析,“对澳门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给出“非常成功”和“比较成功”评价的居民共390人,占36.32%,连同给出“尚算成功”评价的居民共883人,占82.22%。这说明大多数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在澳门的实践继续保持正面和肯定的评价。”[4]
- 澳门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回归20年,澳门经济迅速发展让澳门居民引以为傲。事实说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特区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时的作用,而是持续的作用。是特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因素。
为什么澳门的经济从下滑能转变为复苏?从复苏到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一国两制”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有利于发挥澳门原有制度的优势。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持澳门原有制度基本不变。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历史上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随着澳门社会的发展加以改进,仍然可以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条件。所以,澳门在原有的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四大经济支柱产业,既旅游博彩业、出口加工业、金融保险业、建筑地产业,在澳门基本法中都做出了规定,目的就是确保原有的制度在“一国两制”下能够继续发挥促进澳门经济发展的作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充分利用基本法赋予的高度自治权,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经济政策,确定旅游博彩业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将出口加工业逐步调整为现代服务业,包括发展会展业,建设中葡经济贸易平台;升级金融业,除保留传统的金融服务外,建设绿色金融,融资租赁平台等;逐步形成以“一中心”、“一平台”为核心,适度多元发展经济的格局,推动了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取得了成就。201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9.1%,至3,952亿澳门元。IMF公布的2018年经济数据中,澳门人均GDP为122,489美元(约合837,138澳门元),已经位居世界第二。[5]总之,“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澳门特区发挥原有制度的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第二,有利于发挥国家支持的优势。
澳门回归祖国后,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祖国是澳门发展的坚强后盾,国家不仅关心澳门的发展,更全力支持澳门的发展。澳门今天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赖于“一国”之本,与国家对澳门的支持分不开。国家为了支持澳门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首先,国家政策支持澳门发展。国家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均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明确了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功能。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其次,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利于澳门发展。二○○三年以来,内地与澳门陆续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十个补充协议、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定以及服务贸易协定,建立了内地与澳门在经贸领域制度性合作机制,实现了内地对澳门货物贸易完全自由化和服务贸易基本自由化。两地经济合作关系日益密切,贸易额由一九九九年的七十四亿元增加到二○一七年的二百七十八点二亿元,增长二点八倍。自二○○三年“个人游”政策实施以来,内地旅客成为赴澳旅客的主体,实实在在地有力推动澳门休闲旅游、批发零售、酒店餐饮等行业发展。[6]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门代表中央提出开发横琴岛,并决定澳门大学新校区落户横琴,作为“一国两制”下粤澳合作标志性项目,并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由澳门法律管辖。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澳门时,根据澳门发展的新需求,又提出了19项惠澳政策,包括支持特区政府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支持在澳门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和设立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7]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一国”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国家对澳门的支持,也不会有澳门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就。
第三,有利于发挥国家和特区融合发展的作用。
“一国两制”的事业需要新实践,才能保持“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活力。“一国两制”在澳门20年发展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向前推进,进入更高的阶段。国家和特区融合发展是“一国两制”新阶段,新实践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在“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澳门回归祖国已经纳入了国家治理的范畴,从而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必然包括澳门的发展,澳门的发展也是国家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澳门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今后30年“一国两制”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最终成功,取决于澳门能否持续稳定发展。而澳门能否持续的发展必将依赖国家与特区的融合发展,澳门能否助力国家的发展,融入国家的发展,从而分享国家的发展。融合发展为澳门的持续发展提供后劲和动力。一方面,“一国两制”要求国家和澳门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和特区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是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无论是为澳门经济适度的多元发展,还是开拓澳门发展的空间,形成澳门的新产业,新市场,为澳门年轻一代提供发展机会,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澳门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和建设,既可以发挥澳门的“两制”之利,又能依靠“一国”之力,不断地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获取持久地发展动力,与国家共同发展。
(二)社会稳定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意义
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是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居民才能够认同和相信“一国两制”,维护“一国两制”,才能与政府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推动“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20年来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对澳门民生的改善是十分明显的。
- 主要民生领域改善的的表现
第一,居民维生指数。2000年“最低维持生计指数”每月1,300澳门元,2019年1月调升为4,230元,当中,养老金调升至3,630元,由2005年首次发放“敬老金”1,200澳门元给年满65岁或以上的老人,提高到9,000元。普通残疾津贴调升至每年9,000元,特别残疾津贴调升至每年18,000元;并继续对合资格受雇残疾人士每月补贴至5,000元;向聘用残疾人士的雇主提供每名残疾人士5,000元的所得补充税或职业税的税款扣减额度。调升社会保障基金的出生津贴至5,260元,父母双方可同时申请。
第二,教育津贴。2008年全面落实15年免费教育。2019年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按学年发放“学费援助”、“学习用品津贴”、“膳食津贴”及“书簿津贴”,其中“学习用品津贴” 调升至幼儿及小学生2,500元,中学生3,250元,每名学生的“膳食津贴”调升至3,800元;继续向在广东省就读非高等教育的澳门学生提供学费津贴。同时,对就读大专和研究生课程的本澳学生发放学习用品津贴的金额调升至3,300元。
第三,现金分享。2019年继续实行现金分享措施,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10,000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6,000元。按《公积金个人帐户》法律规定,每名合资格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可获政府在个人帐户注入10,000元启动金,并继续额外向居民的公积金个人帐户注入预算盈余特别分配7,000元。
第四,生活补贴。持续推行成人教育的“持续进修发展计划”、向居民医疗券、电费和水费补贴,以及车资优惠等。
第五,税务优惠。除了继续实施多项税费减免措施之外,推出四项新的税务优惠措施:一、配合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鼓励本澳企业创新研发,企业首300万元“合资格研发开支”可获三倍所得补充税可课税收益扣减额度,余额可获两倍扣减额度,上限为1,500万元;二、鼓励不动产租赁市场增加供应,出租房屋税率调低至8%,非出租房屋税率维持6%;三、鼓励65岁以上长者及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士就业,调高相关雇员年度职业税免税额至198,000元;四、推动特色金融发展,对投资内地政府及国企在本澳发行债券所产生收益豁免所得补充税,并豁免发行及取得有关债券所涉及的印花税。此外,免收本澳企业从葡语系国家取得或产生的收益的所得补充税。
第六,住房建设。优先考虑建设公屋和公共建施,贯彻“社屋为主、经屋为辅”的公共房屋政策,实施社屋恒常申请,以及重开经屋申请,提供约4,000个经屋单位,逐步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8]
当然,澳门民生的改善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从水电能源到居民所需鲜活商品、粮油食品和各类生活用品,国家对澳门作好安排。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将为改善澳门的民生,包括居住环境,就业,教育,养老等提供空间和发展条件。
- 民生改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民生改善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避免爆发社会运动,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是被20年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证明的一条规律。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有两次造成警民冲突的游行示威都与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民生困境有关。第一次是2000年7月2日失业人士游行。当年澳门失业率高达6.8%,失业人士曾在短短两个月内发动4次游行,导致2日失业人士游行爆发警民冲突并演变成骚乱。另一次是2006年5月1日以要就业,反黑工等旗号的游行示威,有几千人参加,引发警民冲突。哪怕2014年至2016年出现经济波动调整时,由于民生并未受到实质影响,社会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除2014年出现“反离补法案”的游行外,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冲击特区政府施政,影响社会的安宁。
澳门社会稳定不仅有利于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保持施政的连贯性,有效管理社会,而且也有利于爱国爱澳管治队伍掌握主导权,确保“一国两制”的实施。比如,立法会选举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政府施政有效,爱国爱澳力量的参选者就更能当先立法会议员,形成在立法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由于澳门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是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下实现的。如要继续保持澳门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只有坚定不移的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才能实现。从而,吸引和增强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和拥护,筑牢“一国两制”的社会基础。可以肯定地说,“一国两制”与特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是互为条件。特区经济发展了,民生改善了,为“一国两制”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也为特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和维护,除了通过学习“一国两制”的理论之外,更主要的是通过生活的体验,实证的经验,提高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感,增强实施“一国两制”的责任感。因此,要确保“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必须始终坚定不移的、牢牢的抓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根本。
二、爱国爱澳的队伍和社会基础是“一国两制”的政治保障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确定后,关键在于执行落实。制定政策要求的是决策能力,实施政策要求的是执行能力。“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的执行需要有两方面的保障。一方面是管治队伍直接执行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政府推行政策需要有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配合。
(一)爱国爱澳管治队伍对“一国两制”实施的意义
根据基本法规定的“澳人治澳”的原则,特别行政区的管治队伍,主要由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和司法人员组成。这些人员中必须以爱国爱澳者为主体。爱国爱好者的标准,邓小平先生明确指出,“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9]基本法也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要求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等必须是中国公民,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立法议员和法官、检察官就职时,要依法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有做到效忠国家,效忠特区,拥护基本法,才能够确保“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的实施,不变形,不走样。20年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基本形成了爱国爱澳的管治队伍,在“一国两制”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勇于承担,捍卫基本法的权威。
- 确保“一国”原则落到实处
有关“一国”原则和中央管治权的重大举措,都是在爱国爱澳管制队伍的坚守和维护下落实。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证明。
第一,维护国家安全。2009年行政长官领导下的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履行基本法的宪制责任,主动向立法会提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案,经立法会审议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做到有法可依。为了执行维护国家安全法,特区政府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政府和立法机关互相配合,共同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2017年澳门立法会修改立法会选举法,[10]明确规定立法会议员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外国的联邦级、国家级、地区级和市级议会或立法会议员,以及政府的成员或公共行政人员。同时,担任上述外国职位的据位人,亦不得参选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建立了明确和规范的效忠制度,限制特区政治职位人的双重效忠,避免损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特区的政治稳定。
第二,尊重中央的管治权。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事关中央和特区的关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否修改,如何修改的主导权和决定权在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澳门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有关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的决定,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提出了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草案并经立法会审议通过。既遵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确保了中央在特区政治发展中的主导权和决定权,又通过特区立法,推动了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完善,将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有机的结合。
第三,制止冲击特区宪制的行为。2014年8月,澳门某社团发起“民间公投”选举行政长官。所谓“民间公投”是对《基本法》的挑战及破坏。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居民有公投的权利。特区政府严格依法办事,不容许在公共地方举办民间公投活动。法院在受理司法诉讼的时候裁定,“只有当上诉人拟举行的‘公投’属法律赋予居民的权利时,行政机关方负有义务容许其举行和为其举行创造条件或确保其有条件进行,若‘公投’不是上诉人的权利,但行政当局容许之,则毫无疑问地行政当局违反了上述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政府的行政决定是合法的,驳回上诉。[11]从而,明确了居民表达自由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边界。
- 正确处理特区内部的互相配合
有关“两制”的基本制度、行政与立法关系的重大原则也是在爱国爱澳管治队伍中的各方面依据基本法和法律,互相配合,通力合作下落实的。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说明。
第一,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行政主导体制的一个核心关系就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行政主导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在立法领域,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第五十条规定,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行政长官领导的政府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享有重大法案的专属提案权。凡涉及公共收支、政治体制、政府运作的法案,只能有政府提出,立法会议员无该领域的提案权。由于基本法只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作出具体的界定,需要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在2009年,政府向立法会提出法案,经立法会审议修改后通过了第13/2009号法律《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法律既明确了行政长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范围,从而保障行政长官对澳门社会管理中的立规权,有利于发挥行政主导的作用,也确立了立法会制定法律的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范围的边界,在立法事项上,取得行政与立法的平衡。关于政府的专属提案,立法会的议员是否可以对政府的专属提案作出任意的修改并作为新的法案由立法会审议通过有不同的解读,必须用具体的规则明确。澳门立法会的议事规则作出了细则性规定。立法会议事规则第一百条和一百零三条规定,政府享有法律提案权和随后的提案权,即立法会议员可以对政府专属提案的内容提出修改的建议,但不能作出修改的决定,如果政府接受议员的修改建议,则由政府随后提案,交立法会审议通过。政府专属提案权的具体化,对行政主导在立法方面的作用作出了保障。
第二,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因某位立法会议员涉及刑事违法案件,立法会根据《立法会立法届及议员章程》对中止议员职务的议案进行审议,经表决通了过中止议员职务的决定,接受刑事调查和诉讼。当事人不服,起诉到法院,认为立法会的决议违反有关审议规则,请求终止立法会决议的效力。法院受理后认为,任何法院没有审判立法会全体会议所作出行为的管辖权。立法会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机构,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性,立法会的决议“既不是行政行为,也不是可被中止效力的在行政事宜上所作出的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而法院只能就行政行为依法裁决,不能对政治行为裁决。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12]通过法院的判决,明确法院对立法会的任何政治行为无管辖权。
只有爱国爱澳,才能够做到责任担当。只有形成了一支爱国爱澳的管制队伍,才能担当实施“一国两制”的历史重任。20年来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爱国爱澳管治队伍的重要性。
(二)爱国爱澳社会基础对“一国两制”实施的意义
坚定不移的实施“一国两制”,不仅要依靠爱国爱澳的管治队伍,更需要有坚固的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只有广大的澳门居民认同“一国两制”,维护“一国两制”,实施“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 政府施政与居民合作
特区政府依照“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施政离不开居民的支持,政府的工作也离不开居民的监督。要做好支持和监督的工作,必然依靠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 20年来,爱国爱澳的力量始终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凡是涉及到“一国两制”实施的重大问题,政府推出的法案和政策,都是在爱国爱澳的社会力量支持下顺利通过和落实。就以上述所举的例子加以说明。2008年特区政府在向立法会提出维护国家安全法案前向社会征求意见,统计结果显示,共收到784份意见,当中657份属个人及127份属团体所提供的意见。个人意见中,赞成立法的有570份(占86.76%),反对的有17份(占2.59%),未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有70份(占10.65%);团体意见中,赞成立法的有123份(占96.85%),反对的有3 份(占2.36%),未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有1份(占0.79%)。[13]在爱国爱澳力量的支持下,立法会顺利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2014年特区政府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修改进行咨询工作,统计结果显示,对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400人组成的方案,在收到的153,092意见书中,有138,251支持,在增加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各2名的方案上,在收到的159,837个意见中,138,251支持该方案,这两个方案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的决定。支持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的意见只占极少数。[14]最终,政府提出的相关法案在立法会顺利通过。可见,爱国爱澳力量对“一国两制”实施,对政府依法施政的保驾护航作用十分明显。
澳门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需要有社会加以监督,促进政府改进工作。事实上,20年来爱国爱澳的社会团体对政府的施政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同时,也建议和协助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爱国爱澳社团对政府政策和工作的监督,最显著的特点是帮助政府提高施政能力,改进工作,绝对不会为反对而反对,为反对而干扰、阻扰政府的施政。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和爱国爱澳的社团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责任,可以建立互相合作和配合的机制,达到了既支持政府的施政,又帮助政府改善施政的目的。
- 社会管理与社团服务
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哪怕最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有些社会事务政府不宜管,也管不好,需要留给社会自我管理。那么,谁去占据这个领域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对市民生活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居民也会从民生服务得益中支持提供服务者的参政议政主张,最终影响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如果爱国爱澳的力量忽视或放弃这个领域,必然被其他的政治力量所占据。一旦出现爱国爱澳的力量在政府管制队伍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社会领域却被其他政治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和社会之间就不能统合,两者之间的对立就不可避免,政府的施政就会受到很大的掣肘,那么很难确保“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所以爱国爱澳的力量必须占据这个领域,提供市民需要的公共服务,扩大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20年来,澳门的爱国爱澳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无论是传统的社团还是新兴的社团,不断扩大社会领域的民生服务,增强对居民的影响力,在立法会的选举中,爱国爱澳的参选者得到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保证了立法会的议员由爱国爱者为主体组成,有利于构建政府和立法会之间既监督又合作的关系,推动政府依法施政,有效施政。因此“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功不可抹。
(三)巩固和壮大爱国爱澳队伍和社会基础
“一国两制”的新实践、新阶段更需要加强爱国爱澳管治队伍建设和巩固扩大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需要爱国爱澳的力量对“一国两制”理论有自信,对实践“一国两制”有决心。如果一支队伍对自己所从事的“一国两制”事业和指导自身实践的理论缺乏自信,行动上又缺乏决心,那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要自信就要学习理解掌握“一国两制”的理论。只有理解了“一国两制”才会因理解而相信“一国两制”。因相信才会有决心维护“一国两制”,践行“一国两制”。因此,需要做好“一国两制”理论的教育、宣传、推广的工作。如何做好这件工作呢?总结20年来澳门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建立全覆盖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教育、宣传和推广体系。
第一,对公务人员的培训教育。为了让公务人员认识和认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常识列入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内容;有不少部门对新入职的公务人员进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天理论培训,公务员晋升职位时还要进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论学习和考核。此外,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专门开设了领导和主管人员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小型研习班,为期一周,结合特区政府“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践展开研讨,约有800多人进行了研习,基本涵盖了中高级公务员。澳门特区政府法律和司法培训中心在司法官培训课程中将基本法列入必修课程,考试合格作为进入司法官队伍的必要条件。从公务人员到司法官,从初级公务人员到中高级公务人员,将掌握“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论作为入职、履职的必要条件,从而对特区管治队伍认同和自信“一国两制”走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向社会人士的宣传推广。在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发动澳门社会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收集各界的意见,协助基本法的起草。在基本法进入实施阶段,由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演进而来的基本法推广协会,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推广宣传基本法,包括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常年开设基本法培训课程,尤其是开办了基本法推广大使培训班,让通过培训的青年人进入中小学推广基本法。还举办基本法游园活动、征文比赛等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市民推广基本法。除基本法推广协会外,澳门的各大社团也经常举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讲座。澳门的媒体也组织和播放基本法的视频讲座。这一切对爱国爱澳社会力量的凝聚起到助推作用。
第三,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一国两制”的事业和爱国爱澳的力量能否薪火相传取决于青少年能否理解和掌握“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论。为了由浅入深地引导青少年理解和掌握“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论,特区政府青年暨教育局在中小学的课程中设置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入门内容。特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指导各高等院校开设宪法和基本法的必修课程。通过不同的方式,让青少年从学习“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入门知识和系统知识。经过以三个途径及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论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所掌握,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巩固、发展爱国爱澳的力量是澳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取得成功的两大法宝。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弥补工作中的缺陷,改进工作的方法,不断探索,将两大法宝发扬光大,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成绩。
註釋︰
[1]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6月,香港,第2页。
[2] 1999年澳门政府统计局年鉴
[3] 2018年澳门特区政府统计局统计年鉴
[4] “一国两制”综合指标民意调查报告(2017 年 5 月),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民调小组,《“一国两制”研究》2017 年第 3 期(总第 33 期),第81页。
[5] 环球博讯,2018年08月09日,https://www.wgi8.com/news/news_25802.html
[6] 澳门日报,2018年5月18日,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8-05/18/content_1266476.htm
[8] 2019年澳门特区政府施政报告
[9]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6月,香港,第14页。
[10]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第9/2016号法律修改第3/2001号法律《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制度》。https://bo.io.gov.mo/bo/i/2016/52/lei09_cn.asp。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4日。
[11]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网,澳门终审法院第100/2014号合议庭裁判书。2014年8月18日。http://www.court.gov.mo/zh/subpage/researchjudgments?court=tui。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4日。
[12]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网,澳门中级法院第20/2018号案,2018年2月1日。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ab9d8ac09fa5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4日。
[13] 特区政府介绍《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咨询总结报告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2008年12月16日http://www.gov.mo/basiclaw23/public/html.jsf?article=news
[14] 特区政府《政治发展咨询总结报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2012年5月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07/2012_02-%E7%B8%BD%E7%B5%90%E5%A0%B1%E5%91%8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