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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定義之淺析 鄒平學

“普選”定義之淺析

鄒平學*

一、問題的提出

在探究香港政制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難點問題亟待研究解決,[1]如“普選”這一用語的涵義是什麼、普選的模式是什麼、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原則是什麼、現有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是否需要擴容、如需要擴容的話擴容的規模及擴容需要體現的原則是什麼、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機制如何設置、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民主程序”是什麼含義、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的存廢擬或改革的路徑選擇,其中如何理解“普選“一詞的確切含義是一個關鍵性的、前提性的問題,因為在上述眾多問題的分歧與爭議其實都源於對“普選”一詞的理解上的分歧,故而探究“普選“的定義並達至共識十分重要。本文擬就此談談自己的學術觀點。

二、對“普選”一詞與相近易混詞語的辨析

分析普選,有三個相關的詞語需要闡釋:普選、普選權、普選制。“普選,普選權”英語為universal suffrage,所謂普選權就是指所有公民不受歧視性限制,平等享有選舉權。Suffrage的意思是“選舉權,投票權”。普選權是選舉權的延伸,就是對一個成年人來說,無論他的性別、年齡、種族、信仰、社會狀況,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普選制則是“普遍選舉制”的簡稱,特指公民普遍地參加選舉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港澳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指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要達至普選,這是基本法明確規定的。但對於什麼是普選,基本法沒有做出定義。”他還表示,按照他的理解,“‘普選’的核心內容就是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從歷史上來看,‘普選’概念所強調的是不因財產、性別和種族等的差異而導致選舉權的不平等。因此,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2]應當說,喬副秘書長的上述理解符合今天人們通常對普選、普選權的理解。

但在香港的政制發展過程中,民主是否就等於普選?民主與普選的內在關係是什麼?普選是否等同於直選之類的問題一直困擾社會,其實普選的英文翻譯是“universal suffrage”,直選在基本法附件二裏提到是分區直選“direct election by separate zone”,用的詞語是不一樣的,按理普選和直選是不能等同的。究竟如何理解普選?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按說普選的字面含義就是指實現普遍選舉的原則,與平等選舉原則不是一回事,普選解決的是人人有票,即選舉權的普及問題,平等選舉則是解決一人一票以及選票效力平等的問題,即平等選舉權問題。在香港依據基本法實現普選不能混淆這些重要概念。

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均規定有“普選”的字眼,這是人們熟稱的“雙普選”之法律依據。在香港的政制發展的爭拗中,香港反對派的一個基本主張和理念即:民主=普選,普選=直選,直選=一人一票。通過上述等式,最後推導出:民主=一人一票。故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在選舉中推行一人一票。筆者認為,這個認識並不符合普選的確切含義,不符合各國選舉制度的實際安排和選舉實踐,是錯誤的。關於民主不等於普選,這裏不作分析,因為很明顯,民主的含義十分豐富,不僅包括選舉民主、還有協商民主、參與式民主的模式。在美國學者柯恩《論民主》一書中,對民主或民主政治的界說俯拾即是。[3]但從宏觀上看,對民主政治大致有三種界定。第一是對民主政治的社會學定義,這是一種寬泛的定義,即民主政治不能簡單地用制度、機構、程式和功能中任何一個去概括,民主是一種制度、一種程式、一種功能、一種文明、一種文化、一種心態、一種生活方式。這種定義法強調民主政治的歷史——社會——文化的交叉關係;第二是價值方面的定義,又可以從哲學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等方面去界定。民主政治體現了人民主權原則,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尊嚴所賴以表現的人權形式,是開明的、理想的政治;第三是側重於體制、制度方面的定義。一般視民主政治包含著政治決之于民意、官員選之于人民、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權利能夠得到有效保障的體制。民主的核心意項是多數人決定,強調權力歸屬於人民。[4]所以,把民主等同於普選是不正確的。

普選和直選也不能等同,普選可以是直選,也可以是間接選舉,還可以是直選和間接選舉的結合,例如美國總統的選舉方式就是如此。這一點無須贅述。那麼,“普選”是否等於“一人一票”?筆者認為,不能這樣認為,關於這一點,下文重點加以分析。

三、普選最本源、最核心的要義

儘管“普選”一詞今天已經具備了“普及與平等”的內涵,但是,如果從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以及有關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看,“普選”最本源的含義、最核心的要義在於選舉權的普遍性、普及性,至於被添加上平等的含義是與世界各國爭取普選權的鬥爭歷史的特點相關。因為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往往是與爭取平等選舉權鬥爭交織在一起,普選權的實現往往與平等選舉權的獲得存在一定的同步性,這樣才導致人們理解普選時將平等視為普選的應有之義。但即便如此,今天人們認為“普選”定義所包含的“平等”含義仍然與選舉權的平等性原則所講的“平等”的含義側重點有所差異。這裏分三個層次來分析論證。

第一,普選最本源和最核心的要義是講選舉權享有主體的普遍性,選舉權的普遍性與選舉權的平等性雖有密切聯繫,但也明顯存在差異。

在憲法學學者看來,普選一詞是源自於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中的“選舉權的普遍性原則”,而選舉權的普遍性是就享有選舉權的主體範圍而言的,意指一個國家內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的廣泛程度。它是人民主權原則的具體體現。這一原則最早源於18世紀美國激進主義平等派,他們提出了“無選舉權則不納稅”的口號,主張所有人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建議每一個年滿18周歲的人都應享有選舉權。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最早宣佈了普選權。但該原則的真正確立卻經歷了較長的發展過程。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經過從直接財產限制和與財產有關的住所限制、受教育程度限制、性別限制以及民族種族限制到逐步減少這些限制的過程,社會主義國家也大都經歷了一個從對敵對階級的限制到隨著階級結構的變化而逐步削減這些限制的過程。[5]19世紀中期,英國有以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19世紀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在北歐,使用了口號“均等共有選舉權”。普選權運動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運動,目標在於把選舉權擴展到所有種族。但對於女性的女性普選權或投票權、選舉權等等則要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重視。而最早的普選權運動發生在19世紀早期,聚焦於減除選舉所要求的財產條件。許多社會原先都對投票權有種族要求。比如,非白種人不能在種族隔制度的南非投票,這種情況在1994年多黨選舉後才結束。在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論上有投票權,但有很多手段使他們無法實現普選權。3K黨在美國內戰之後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脅迫阻止黑人投票。實踐中,所謂普選並不意味著不能排除一些人的選舉權。比如,很多國家拒絕承認犯人投票權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參加投票,幾乎所有司法系統都拒絕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權。

很明顯,當一個國家經歷了選舉制度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之後,取消了對選舉權主體享有的各種不合理的限制(如財產、性別、種族、宗教信仰、居住期限等)的時候,可以說實現了普遍選舉。這樣,從個別群體、個別階層享有選舉權到所有成年公民都享有選舉權,就意味著實現了普選。爭取普選的訴求當然也意味著針對選舉權只有少數人享有、只有少數階層群體享有而絕大多數人不能享有的不合理、不公平現象的反抗,所以,一個國家往往普遍選舉實現之時也是平等選舉落實之時,兩者基本上是相伴隨而產生的。

但是,普遍選舉和平等選舉即使有如此天然的聯繫,兩者仍然不是一回事,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平等選舉是指廢棄了複數投票制後,實現了每人一票,票票效力相等的情形。人們容易混淆的原因在於往往普遍選舉實現之時也是平等選舉落實之時,兩者基本上是相伴隨而產生的。但我們在選舉制度安排上不能說一個國家實現了普遍選舉就等同於實現了平等選舉。因為選舉權的平等性”特指享有選舉權的主體實現權利的效力而言的,它的含義指所有選民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選舉,每一個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而且每一張選票的效力相等。不允許任何選民在選舉中享有特權,也不允許對任何選民進行限制或歧視。它淵源于自由、平等、博愛和反特權思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在選舉制度中的具體體現。

選舉權的平等性原則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每一次選舉中每一個選民只有一個投票權,即一人一票;二是每一個代表都以大致相同的人口數為基礎,即一票一值。影響這一原則的因素通常是財產、教育和居所。違反前一要求的做法被稱之為“複數投票制”,違反後一要求的被稱之為“等級投票制”。西方國家曾長期實行複數投票制,尤以英國最為典型。英國曾賦予有產者、有大學學位擁有者在一次選舉中有兩個甚至多個投票權。比利時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早期也曾採用過複數投票制。20世紀初普魯士帝國實行的“三級選舉制”屬於等級投票制,即每個選區都制定納稅人總表,以選民所納直接稅的多少為順序,把全部選民劃分為三級,三個等級的人數不相同,但各自選出相同數目的議員。美國憲法史有關黑人奴隸只能按照3/5比例計算人口來產生眾議員的規定也是等級投票制的典型。不過,目前世界上複數投票制已近絕跡,但基於國情,等級投票制在一些國家仍不同程度存在,如有的國家實行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大大多於每一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6]

由此可見,近代各國爭取普選權的運動一開始,它就是針對享有選舉權的主體太少的不平等性而言的,但這種不平等是指有人享有選舉權,而另外的人沒有選舉權,這是權利主體的平等性問題。但還沒有涉及到選舉權中投票效力的平等性。這是特別需要搞清楚的。所以,我認為,在選舉權主體普及到每一個成年公民時,這時的普選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平等選舉權的含義,即每個人都有選舉權。但這裏的“平等”僅僅只是指“享有主體上的平等性”,即選舉權利的享有主體上不能搞差別對待,不能歧視、不能排斥任何合符資格的主體。也即這裏的“普選”=“每人都有投票權”,但並不必然包括選舉權平等性所要求的“一人一票”和“一票一值(票值相等)”。所以,“普選”=“每人都有投票權”,但“普選”≠“一人一票”+“一票一值。因此,普遍選舉所解決的僅僅是一個選舉權有無的問題,而平等選舉則是解決選舉權品質和效力是否平等的問題。普選可以是一定意義上的平等的選舉,也可以是未必完全平等甚至絕對平等的選舉。正因為如此,喬曉陽副秘書長就指出:“一如國際上的一般理解,有關選舉的權力是允許法律做出合理限制的。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採用不同的選舉制度來實現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這是當今國際社會的現實。”[7]我們再看看CCPR(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乙)的規定表述,關於選舉應當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字眼是並列出現的,而不是用“普遍”替代“平等”。

第二,在實現了普選的國家中,並非完全、徹底實現了平等選舉。

儘管今天的世界各國大都實行普選制度,而且在憲法和法律中普遍規定了平等選舉的原則,但不能說,實行普選的國家都完全、徹底實現了平等選舉,因為各國根據其歷史、國情、文化傳統,是可以對本國的選舉平等原則基於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平衡的考量有所調整。

比如,我國選舉法規定:“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但我國的選舉權的平等性側重於實質上的平等,因而仍允許存在形式上的不平等,例如:(1)為保證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權利的實行,選舉法在代表名額分配上對少數人口給予特殊照顧。我國有56個民族,其中漢族人口將近占全國人口總數的92%,而55個少數民族的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強。若絕對按選舉權平等原則分配代表名額,那麼很多少數民族難以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佔有一席之地。這種對少數民族的代表名額給予特殊照顧的規定確有必要。(2)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人民解放軍選出的代表占到代表總數的9%左右,這表明軍隊的代表遠不是按照人口比例平等原則產生的。這種不平等現象是由人民軍隊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決定的。當然,隨著我國政治民主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進步,逐步實現完全平等的選舉權應是未來選舉制度改革的方向。

在香港泛民看來,他們最為推崇、號稱最民主的美國,當然是實現了普選的國家。美國1965年的國家選舉權利法案中取消了對有色人種的限制之後[8],形式上已經確立了“一人一票”,但其實際普選實踐中平等性原則的貫徹落實也不是完全實現了一人一票和一票一值。例如,美國不論大州還是小州,其聯邦參議員每個州只能選二名,這樣一來,“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加州的人口近3000萬,即,一個聯邦參議員代表近1500萬加州公民;同一時期,特拉華州的人口不到60萬,即,一個聯邦參議院代表近30萬特拉華公民。這意味著,在權力強大的美國聯邦參議院裏,每個特拉華州民權利相當於每個加州州民的權力的50倍!”[9]儘管這是立憲者們對於大州和小州在參眾兩院之間做平衡的一種選擇,但是實際運行的結果使得聯邦最高院首席大法官俄爾·沃倫在代表多數法官意見的判決書中更明確的指出:“降低或沖淡一個公民的選票票力可以像完全禁止該公民投票一樣有效的剝奪該公民的投票權。”[10]

再看美國總統選舉的實踐。美國總統選舉採取選舉人制度。[11]選舉人團制度是美國共和制、聯邦制和分權與制衡原則結合的產物,也是多種利益妥協與協調的結果。美國國內一直有人詬病這個選舉人團制度,認為它違背民主原則。它帶來三個問題:[12]

一是由於各州選舉人票數量相差較大,這樣就可能出現在投票中累計獲得更多選民票的總統候選人不能贏得總統選舉的情形。美國歷史上曾數次發生這種情形,一些總統候選人雖然在大選中獲得的選民票少於對手,卻因得到足夠的選舉人票而當選。這就違反了民主選舉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多數當選原則。在引起廣泛關注的2000年大選中,戈爾副總統在全國普選中的得票總數比布希州長多50萬張,但戈爾卻在最後一刻因為佛羅里達州的537張選票之差而沒有贏得選舉團多數票。此前還有三次選舉出現過普選失利者卻贏得選舉團多數票的情形。

二是這個制度還使得每張選票的分量均等(即平等選舉權原則)發生重大變異,特拉華州或北卡科他州的一張選票的分量(根據州選民人數與選舉人數之比計算),遠遠高於加利福利亞州、德克薩斯州、紐約州等大州中一張選票的分量。以2004年總統選舉為例,新墨西哥州的兩党候選人的票數差為365票,而猶他州的兩党候選人的票數差為312043票。這意味著,新墨西哥州的每位選民對決定選舉人票產生的影響比猶他州的每位選民大近1千倍。

三是導致不均等的投票動力,嚴重影響全美選民投票的動力,以致使得全美平均投票率跌入全球最低之列。這是什麼回事呢?因為選舉人團制度在48個州實行“贏者通吃”的規則,而在美國,很多州的選民存在傳統上向民主黨或者共和黨一邊倒的態勢,選舉專家稱之為“太平州”。這樣一來,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往往盯住那些“拉鋸州”,三分之二的州成為一帶而過的地方。最近的兩次大選,兩個黨都是將99%的競選資源集中投放到僅僅16個州,而其中5個州更是令人震驚地佔用了70%的資源。這樣,人口最多的四個大州,比如德克薩斯州、紐約州、加州等成為為數不多的那些“拉鋸州”,如佛羅里達州、俄亥俄州的選戰旁觀者。這就使得全國大多數地方遭到忽視,那些被遺忘的州往往投票率低落。統計顯示,大選投票率在拉鋸州接近70%,而在沒有積極性的旁觀州剛過50%。

由於上述問題,曾擔任過第四任美國總統的湯瑪斯·傑弗遜就把這個充滿爭論的機制稱之為“我國憲法中最危險的一個瑕疵”。近年來,美國要求改革選舉人團制度的呼聲不斷,美國近年來的民調顯示,65%的美國人傾向於通過全國直接普選選舉總統,不分地區讓每一張選票都發揮相同的效力。2000年11月7日晚,剛剛當選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的希拉蕊就向支持者表示,她一定要去華盛頓力爭廢除未能毫無爭議地選出總統當選人的“陳舊和不民主的”選舉人團制度。2007年,馬里蘭州州長簽署一項法案,讓馬里蘭州發起並加入一項州際契約,加入這項契約的所有州都同意,將選舉人票投給全國普選的勝利者。契約將在成員州的選舉人票數之和超過半數票時生效,目前已經有12個州通過該契約。加州、伊利諾州、夏威夷州的參眾兩院正在審議這項契約。不過由於多種因素阻礙,改革要取得進展還有很多困難。

但支持選舉人團制度的人的理由是:如果採取直接選舉的方式,候選人可能只重視在人口最多的幾個州展開競選活動,一邊贏得最多的選票,而忽視人口較少的其他一些州;選舉人團制度可使得少數黨或者第三党候選人更難在總統選舉中獲勝,而兩黨制一直對美國有益,使美國政治保持一種溫和性,維護國家穩定,削弱極端政見的勢頭;還可以發揮少數族裔和少數民族群體的實力,在選舉人團制度下,拉美裔、非洲裔的族群能夠發揮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可能享有的影響力;最後,取消選舉人團制度將會削弱各州的影響力,進而動搖已經歷經220多年的美國歷史風雨的政治制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可見,在美國政治制度建構中,平等價值的追求在一些方面需要遷就其他的價值需求,聯邦的團結、權力的分立制約、憲政、法治、民主、人權、平等等等價值是需要綜合平衡的。決不能追求其一,不及其餘。

第三,如前所述,即使今天所指的“普選”包含平等選舉的含義,這裏的平等選舉也主要針對選舉權享有主體的平等性上,即不能給享有主體附加不合理的資格和條件,而不是針對選舉權行使上的效力和結果的平等性。更不包括被選舉權的享有和行使上的平等性,因為對於被選舉權,各國多有法律或事實的限制,這主要體現在對候選人的資格條件的規定以及候選人提名門檻方面,這種限制與是否民主、是否平等無涉。

有學者在通過對世界107個國家憲法的條文分析和比較研究基礎上,得出結論:107部憲法規定的議員資格有10余項之多規定最多的資格是年齡、公民資格、選民資格,規定較多的是精神健全和無犯罪前科,規定較少的有居住年限,規定甚少的還有教育程度、宗教、未曾破產、道德等。[13]

在規定以選舉方式產生國家元首的84部憲法中,有72部規定了元首的任職資格,按照規定數量的多少從高到低排列順序,任職資格依次是國籍(出生國籍、歸化國籍的年限)、年齡(絕大部分規定有最低年齡限制、少數憲法規定有最高年齡限制)、公民權、符合議員選舉資格、居住年限,有少數憲法還規定有宗教、文憑、犯罪、道德、掌握國語等,有個別國家憲法規定候選人不得與現任國家元首有血親、姻親關係、不得與國家簽有經濟合同、不得是外國公司的全權代表等。[14]

從上述闡述可見,普選內涵主要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不涉及被選舉權,當然也不關乎被提名候選人的提名權,這意味著任何選舉中,被選舉權和提名權受到某種合理限制是符合普選要義的。

即使是普選下的選舉權行使方面,也未必能夠純粹和徹底地體現平等。很多國家的議會選舉在選區劃分上人口基數的差異屬於正常現象。在香港立法會的地區直選中,現行的五個選區的劃分其人口基數允許有不超過15%的差異,而區議會地區選區之間的人口差異不得超過25%。這表明選票效力的絕對平等是不現實的。香港立法會分區直選的五個選區的劃分採取多議席選區制,這比單議席選區制是否更符合民主和平等原則,也是值得研究分析的。[15]普通法地區的多項判決顯示,民主政制既不要求實施單議席選區制,也不要求選區人口分佈絕對均等,最重要的是選區人口差異不至於過於不成比例。[16]當局在劃分選區時,需要兼顧太多的因素,當局只要能就上述因素作出粗略的平衡便已經不算不合理。[17]至於與之配合使用的比例代表制,帶來的一個結果是選民投票的效力並不直接及於某個具體的候選人,而是及於他所屬的政黨,也就是哪些候選人能獲得分配所屬名單最後所贏得的議席名額,取決於他們在名單中的排列順序,而這個順序卻是由政黨內部所控制的,其控制過程是否符合選民心目中的民主和平等原則是難以確定的。所以,即使是普選,也沒有絕對的平等可言。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提煉幾點簡短和重要的結論

1.普選所指的“普及而平等”主要是指投票權的普及和平等,而不包括選舉權及其所包括的候選人提名權。即使在投票權的普及和平等方面,也不是絕對的平等。

2.普選是普遍和特殊的統一。[18]那些普遍在憲法規定和選舉制度中認可普選原則的世界各國,實現普選的具體的程式操作和制度安排絕對不是一模一樣,也不是一開始就確定了適用至今、一勞永逸的選舉制度,很多國家都根據自己的國情、歷史傳統等在選區劃分、候選人提名程式、當選規則等方面作了有自己特色的制度安排,很多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據普選原則都存在不斷增強民主成分、擴大民主基礎的修改和完善的現象。世界上不存在那種可以照搬照抄、拿來就用的普選模式。因此,我們認為,普選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普選既有共性,又有個性。不能只看到普選在價值取向上的普遍性,而否定實現普選方式上的特殊性;反之,也不能只看到實現普選行使的特殊性,而否定普選的價值基礎的普遍性。

3.香港實現雙普選,第一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第二,要符合國際公認的普選定義,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選舉權。第三,也完全可以和應當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體現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原則,充分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發來就具體的普選安排達成達成最廣泛的共識。

註釋︰

* 鄒平學“法學博士,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深圳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憲政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1] 2011年12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通過了對澳門基本法的解釋決定,2012年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澳門立法會和特首產生辦法的決定,這說明,澳門政制發展也是澳門基本法實施中的一個新的實踐問題。澳門基本法沒有類似於香港基本法第45條第2款有關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的規定,也沒有類似於香港基本法第68條第2款有關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的規定,這可分別參見澳門基本法第47條及附件一和澳門基本法第68條及附件二,也就是說,在澳門基本法和有關附件不作出修改的情況下,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澳門政制發展不會涉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的問題。但理解澳門基本法的這一規定,不能陷入機械主義和片面主義。正如許多學者所認識的,《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最終實現普選的目標,但也沒有限制澳門政制發展的進程和民主政治的形式,相反,《基本法》為這種發展預留了空間。《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就明確了對二○○九年及其以後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這一規定至少表達了兩層意思:一層是允許修改屬於政治體制的選舉方法;至於修改的內容和幅度以至最終目標,沒有限制性規定。 由此可引伸理解,這裏並未排除包括普選在內的各種選項,也就是說《基本法》沒有明確反對和禁止普選,最終是否要實行普選,取決於實際需要的判斷。關於這個問題的淺析,可參見鄒平學:《澳門特區管治體制和管治效能的若干問題初探——兼以澳門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比較為視角》,載張文顯、徐顯明主編《全球化背景下東亞的法治與和諧——第七屆東亞法哲學大會學術文集》(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2] 引自喬曉陽2010年6月7日對香港媒體發表的談話。

[3] [美]柯恩:《論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4] 鄒平學著:《憲政的經濟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5] 韓大元主編:《憲法學》(高等院校法學專業研究生教學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參見鄒平學撰寫的第十六章《選舉制度》,第387頁。

[6] 參見韓大元主編:《憲法學》(高等院校法學專業研究生教學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參見鄒平學撰寫的第十六章《選舉制度》,第389頁。

[7]引自喬曉陽2010年6月7日對香港媒體發表的談話。

[8] The National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42 USCS §1973i;

[9]趙心樹著,《選舉的困境(修訂版)——民主制度及憲政改革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05頁。

[10] 原文:“And the right of suffrage can be denied by a debasement or dilution of the weight of a citizen's vote just as effectively as by wholly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franchise.” Reynolds v. Sims, 377 U.S. 555 (U.S. 1964)轉引自:趙心樹著,《選舉的困境(修訂版)——民主制度及憲政改革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96頁;

[11]美國各州擁有的選舉人票數目同該州在國會的參、眾議員人數相等,體現州權平等原則。參議院由各州選舉兩名議員組成,眾議院議員人數則根據各州人口比例來確定。人口多的州眾議員人數相應就多,同時在總統選舉時擁有的選舉人票也多。例如,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所擁有的選舉人票多達55張,而人口較少的阿拉斯加州只有3張選舉人票。鑒於這種情況,在歷屆美國總統選舉中,人口眾多的州都成為總統候選人爭奪的重要目標。1961年,美國憲法修正案批准華盛頓特區可以像州一樣有總統選舉人。這樣,美國國會有100參議員、435名眾議員,加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3票,總統選舉人票總共就是538票。美國憲法還規定,如果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未獲得半數以上的選舉人票,由國會眾議院從得票最多的前三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統。1824年,約翰•昆西•亞當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眾議院投票表決被指定為總統的。

[12] 本文的下面對選舉團制度的分析資料源自於《選舉團制度失效了嗎?》,載《新交流》2008年春季刊。

[13] 王惠玲著:《成文憲法的比較研究——以107部成文憲法為研究物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頁。

[14]王惠玲著:《成文憲法的比較研究——以107部成文憲法為研究物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0頁。

[15] 關於這一問題的探討,可以參閱羅敏威著:《香港人權法新論》,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頁。

[16] 參見澳洲高等法院在Attorney Gener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ex rel Mckinlay v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的裁決。轉引自羅敏威著:《香港人權法新論》,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頁。

[17] 參見英國上議院在R v Boundary Commission for England,ex parte Foot一案的裁定。轉引自羅敏威著:《香港人權法新論》,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頁。

[18] 俞可平教授認為,民主既有共性,又有個性。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樣也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就認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參見《俞可平:民主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載《南方都市報》2011年5月18日A16版。

更新日期: 2012-04-05